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文人中，郁达夫算是比较能喝的一位。在他的日记中，隔三叉五就来这么一句：“喝酒三坛大醉（应是黄酒——作者猜）”。

郁达夫的作品一向不避讳自己的隐私，甚至有故意暴露的倾向，他写手淫及自己跟女人的关系就好象谈天气一般，鲁迅说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原则就两个字：瞒和骗，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郁达夫的作品自然显得鹤立鸡群振聋发聩，换一种说法，也可以说他缺根筋，关键是他缺得那么自然那么坚定，缺得大大方方天经地义，这不免让他的读者开始对自己那瞒和骗的人生产生深深的怀疑。     

     郁达夫好象并没有专门写过喝酒，他肯定不是回避这个，大概他觉得喝酒太家常便饭了，没必要或顾不上专门去写，但从别人的回忆文章中有一些关于他喝酒的趣事。比如说有一个文学青年对郁达夫景仰已久，算得上是郁的超级粉丝，他很想跟郁喝酒聊人生，于是便给郁达夫写了封信（那时约酒通常是写信吧），诉说了一番人生的苦闷并说某日要登门拜访，不想按时来到郁达夫家，郁非常冷淡，并阴着个脸告诉他昨天喝大了不想喝酒也不想见人，文学青年碰了一鼻子灰搓了一肚子火，在小报上写文章攻击郁达夫高傲冷漠，完全看不到其作品中那颗“跃动着的拳拳赤子之心”。其实这个文学青年真是太年轻了，其一你不能通过作品而得出作者本人就应是什么样，即便像郁达夫这样自传式的作品；其二，他太不理解一个头天喝大了的人第二天的那种难受劲儿了，即便再赤子之心，大酒之后的次日也是跳不动的，他该庆幸郁达夫没黑了心不给他开门彻底把他闪了，我就这么做过。

     郁达夫40岁时曾在福建省政府里上过一阵班，据说他天天下午去上班，而且必拎两瓶黄酒置于案头，一边办公一边喝。他的职务名称叫省政府参议，真不知当年的福建省政府是否听信了他的醉话。

     抗战时期，郁达夫流亡苏门达腊，因此前曾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及其大量抗日言论，他早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于是他只得隐姓埋名，并且自己酿造贩卖白酒，据说他故意把酒的度数酿的很高，他说要以此来毒害当地日本驻军的身体（他的缺劲儿又上来了），不知当年他的酒喝翻了几个日本鬼子。抗战胜利前夜，他被当地日本宪兵发现并秘密枪决，连尸骨也没留下。这一年他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