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类诗都以女性心态为描写对象。宫怨诗专写古代帝王宫中宫女以及失宠后起的怨情；闺怨诗则主要抒写古代民间弃妇和思妇（包括征妇、商妇、游子妇等）的忧伤，或者少女怀春、思念情人的感情。两类诗又都起源于周代：《诗经·小雅》有一篇《白华》，据朱熹《诗集传》，周幽王得褒姒，黜申后，“申后作此诗”以自伤，是为古代宫怨诗之滥觞。闺怨诗在《诗经》里尤多，像写弃妇的《邶风·谷风》、《卫风·氓》，写思妇的《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等，都是早期闺怨诗的代表。汉魏晋南北朝时，闺怨诗又获长足发展，比较著名的有汉乐府《怨歌行》、《白头吟》、《上山采靡芜》，古诗《行行重行行》，曹植《美女篇》，傅玄《豫章行苦相篇》，以及南北朝乐府《子夜歌》、《懊侬歌》里的部分作品等；宫怨诗则从晋以后逐渐增多，有石祟的《王明君》、陆机的《班婕好》、谢朓的《玉阶怨》、庾信的《王昭君》等。至唐，两类诗与田园、田家、山水、行旅、游侠、边塞等题材的诗歌一道步入其鼎盛发展的阶段，名家杰构，层见迭出。

　　从内容上看，两类诗都少不得一个“怨”字，集中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皇权至上、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和古代女性对待婚姻问题的种种复杂心态。

　　“君思如水向东流，得宠忧移失宠愁”（李商隐《宫词》），这两句诗概括地揭示出“君恩无常”是古代宫女忧怨之情产生的根本原因。在封建社会里，历代帝王为了满足一己私欲，都大量占有女性。除正式的皇后和若干嫔妃外，还名正言顺地占有成千上万的侍妾（即宫女），以为皇权至上的标志之一。白居易著名的《新乐府·上阳白发人》就典型地描述了这种后妃制度的残酷和罪恶，以及宫女的不幸遭遇和痛苦心理。白氏原注：“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诗中的女主人公，十六岁入选即被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年已六十还不曾见得君王一面。更令人悲悯的是，这样一位痛苦的女性竟还是当年“同时采择百余人”里的唯一幸存者！则广大宫女的悲惨命运及怨尤之情于此可见。

　　那么，少数曾经得到君王恩宠的后妃美女，命运和心理又该如何？请看下面两首诗：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汉乐府歌辞《怨歌行》）

何事长门闭，珠帘只自垂。月移深殿早，春向后宫迟。蕙草生闲地，梨花发旧枝。
芳菲自恩幸，看却被风吹。（刘长卿《长门怨》）

　　陈阿娇和班婕好，一个曾被汉武帝“贮之黄金屋”，擅宠骄贵；一个本是汉成帝的宠妾，恩幸无比。然最终仍逃不掉失宠遭弃的厄运：一个被打入长门宫，一个退居长信宫。原因是皇帝又另有新宠。正所谓“从来闭在长门者，必是宫中第一人”！（李端《妾薄命》）这里我们又联想到王昭君的故事。昭君远适匈奴，后人伤之，多迁怒于画师毛延寿，虽然也暴露了皇帝的昏庸，但毕竟不如白居易“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昭君怨》）来得更深刻。故而王安石借“家人”之口安慰昭君曰：“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这就是陈阿娇、班婕好和王昭君乃至千千万万后宫“如花女”的共同命运。古代宫怨诗诸如上述一类《长门怨》、《昭君怨》等即从各种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抒发了这些女性对“君恩无常”的怨恨之情。

　　“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白居易《太行路》），这两句诗概括地揭示出“男尊女卑”是古代民间女子多生忧怨之情的重要原因。大约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随着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男子劳动比重的加强和经济地位的提高，母权制被推翻而父权制代兴，女子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便每况愈下，终于成了男子的附庸和所有物。特别是在封建社会里，女子受到了许多不平等的待遇。反映在诗歌中，如《诗经·卫风·氓》是一个弃妇的自诉，大家熟知，此不赘述。傅玄的《豫章行苦相篇》写当时社会重男轻女的陋习和女子婚嫁后由于“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而无端遭弃的哀怨，概括了无数民间女性的共同遭遇。至若白居易的《新乐府·母别子》，其事其情就更令人矜悯：

母别子，子别母，白日无光哭声苦。关西骠骑大将军，去年破虏新策勋。
敕赐金钱二百万，洛阳迎得如花人。新人迎来旧人弃，掌上莲花眼中刺。
迎新弃旧未足悲，悲在君家留两儿：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牵人衣。
以汝夫妇新燕婉，使我母子生别离……

　　隋代薛道衡《豫章行》有句云：“不畏将军成久别，只恐封侯心更移。”还不过是一种担忧；这首《母别子》却正是对丈夫“破虏策勋”后即“迎新弃旧”的既成事实的哀痛了。

　　不仅如此，我们在闺怨诗中还看到，男尊女卑的现实使许多夫游在外的妇女和尚未婚嫁的姑娘对自己的丈夫和情人也往往忧心忡忡。倘遇离别，女子的心情就更为痛苦：“欲别牵郎衣，问郎游何处？不恨归日迟，莫向临邛去。”（聂夷中《古别离》）这与《王西厢》里临别之际莺莺告诫张生“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一样，都唯恐其夫另觅新欢。特别是东汉以来，随着游宦、干谒风气的盛行、文士地位的提高和科举制度的实施，士人“官本位”的意识与日俱增，往往“去其邑里”，多方游处而经久不归，遂使“亲戚隔绝，闺门分离”（徐干《中论·谴交》）。一旦博得一官半职，身份、地位有了改变，抛妻弃子、另觅新欢的事就将在所难免，古语所谓“荡子成名，必弃糟糠之妇”。上述一类以游子妇为叙写对象的闺怨诗便真切地表现了女性对此的忧怨心情。

　　至于写商妇的闺怨诗，其抒情主人公忧怨的焦点则在于丈夫的重利轻别、约而无信上。唐刘得仁《贾妇怨》：“嫁与商人头欲白，未曾一日得双行。任君逐利轻江海，莫把风涛似妾轻。”这种婚姻关系中的女性与弃妇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她们除了对自己形同遭弃的命运躬自悲悼以外，又往往多生一段悔恨。

　　闺怨诗中还有许多以征妇为叙写对象的作品。由于古代统治者频繁发动对内对外战争，导致了兵役制度的黑暗和人民徭役负担的沉重。“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宋书》卷１００）的现象就不只是宋代的事；所谓“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汉乐府《十五从军征》）的说法也并非夸张。经年累月的征戍，一方面使征人、役夫有家难归，另一方面便使无数思妇居家独守，因而产生了许多“征妇怨”一类的闺怨诗。这些诗也带有深沉的怨伤，然其感情内涵又与上述几种闺怨诗有所不同。如沈佺期《杂诗三首》其三：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
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固然也怨伤良人久出不归，但却更突出地表现了一种怨战、厌战的情绪。这类诗在怨伤战乱的同时也多流露出一种殷忧，但不是丈夫的弃旧迎新（少数作品除外），而是征夫的生死与冷暖。诸如“坐想鼓鼙声，寸心攒百箭”（陆龟蒙《孤烛怨》），“苦战应憔悴，寒衣不要宽”（白居易《闺怨词三首》其三），“征衣一倍装绵厚，犹虑交河雪冻深”（陈陶《水调词十首》其七），字里行间蕴含着深细入微的担忧和体贴，读来颇觉情深意厚。

　　从创作特色上说，古代宫怨诗和闺怨诗都带有浓郁的民歌风情。它们中的许多作品原本是周汉以来的民歌；文人所作亦多受民歌影响。除袭用乐府题目外，它们的民歌风情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浓重的感伤色调。这由古代女性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社会地位和心理状态所决定，也为两类诗的主题（即“怨”）所决定，周汉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歌中的宫怨诗和闺怨诗已然构成一种感伤的传统色调；文人所作，则无论是宫怨诗的悲叹“君恩无常”和“妾身薄命”，还是闺怨诗的抱憾色衰爱弛或夫妻分离，其感伤色调亦极为明显。因此，它们也是古代感伤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细腻的心理描写。两类诗多用第一人称（即抒情女主人公内心独白的方式）叙写女性怨情。一首诗，既是一幕人生命运的悲剧，也是一曲痛苦心理的哀歌，它们织就了一部饱含辛酸情、浸满女儿泪的古代妇女苦难心灵的历史。在此基础上，这些诗还往往通过情态、动作的细节描写来形象地刻画抒情女主人公的心理。无论民歌还是文人创作，大都以动作或情态细腻地表现心理活动见长。

　　（三）恰切的比兴衬托。用比衬手法赋物写情，原是民歌的特长。“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诗经·氓》），比喻爱情的兴衰；“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汉乐府《怨歌行》），比喻“君恩无常”；“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复西”（《子夜歌》），比喻女子的坚贞和男子的薄情。文人诗也往往如此，如“家寄征河岸，征人几岁游。不如潮水信，日日到沙头”（张仲素《春江曲二首》其一），与李益《江南曲》一样以潮水有信反衬人归无期；“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其三），以寒鸦犹带日影衬托班姬不被君恩；“春来却羡庭花落，得逐晴风出禁墙”（郑谷《长门怨二首》其一），以庭花可出禁墙反衬宫女身遭幽闭。凡此种种，皆妙用比兴衬托，曲折有致。还有一种比兴，是以宫怨、闺怨寄托“士不遇”的情怀。因为“放臣弃妇，自古同情。守志贞居，君子所托”（陈沆《诗比兴笺》卷三）。所以这种手法为“不遇”的士人在诗歌创作中所乐于采用。而这些作品较一般宫怨诗和闺怨诗显然又多一层曲折。

　　（四）在上述特点的基础上，又构成了两类诗“浅而能深”的艺术风格。“浅”是指它们的语言都朴素自然、浅显易懂；“深”是说它们的意境却往往能深婉悠长、含蓄无尽。例如沈德潜评王昌龄《长信秋词》（奉帚平明金殿开）：“优柔婉丽，含蕴无穷，使人一唱而三叹。”评《殿前曲》：“只说他人之承宠，而己之失宠，悠然可会，此国风之体也。”（以上并见《唐诗别裁集》卷十九）又譬如，两类诗一般不重使典用事，即或使用，亦皆避生就熟，无非阿娇、班姬、昭君、文君、杞梁妻、望夫石、牛郎织女之类，一看便知；然又往往能化熟为生：或者“夺胎换骨”，或者做“翻案文章”，意境便觉深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