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点一刻，演出快开始时，我接到二哥的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看崔健演出，他说，他也在。

       我的二哥，是我的启蒙老师。上一回我们同看演出，是几年前看罗大佑。在首体现场，我找到二哥，环顾四周说，“看来喜欢罗大佑的人，比喜欢老崔的人有钱。”罗大佑演出时，现场是爆满的，许多观众西装革履。

       喜欢罗大佑的人，当年多是大学生，后来的社会中坚分子。喜欢老崔的人，从前就混乱，有学生，社会游民，时代的杂种们。这些年，大家习惯拿他们比较，而他们的相同处，只是同为音乐人，并因为那时代的特殊，有着相似的境遇——被视为精神偶像。

十二年前，老崔最后一次在首体演出，我还是个学生，没钱买票，候在场外。场外聚满了没钱或没买到票的人，伸长耳朵听里面的音乐声，“一二三四五六七，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心里的激动，当真是无以言表。

而现在，我们没有偶像了。我们需要的是朋友，是志同道合者。

台上的老崔，唱起了“假行僧”——“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我掉进了时空的隧道。那一年，我十九岁，和同学一起走在太行山上，同唱“假行僧”。那时候我们的灵魂在受着成长的苦，生活没什么自由也没有爱，唯有音乐，唯有老崔，给我们温暖和力量。

那时的我，永远想不到，有一天会和台下的老崔相识，并成为哥儿们，熟稔到打情骂俏和唇枪舌剑的地步。我想不到连我也会长大成人，能够从和他人的交流中，得到平等和自由。作为朋友，我深知崔健不愿台下的我们都在怀旧，他希望我们关心音乐本身，甚至是将来，可我们不能不怀旧。那些歌不仅仅是歌，它们成了记忆中的血肉。

因为十二年前的崔健，和现在的他是同样一个人：在做音乐，在表达；可我们是不一样的了。至少十二年前的我，还活在茫茫黑夜，有渴望光明的天真。现在，我和老崔有着相似的生活状态，而我的幻想和执著，也许比他的少。

台上的老崔说，“十二年后，我们还会站在这舞台上，你们还会来么？”

看完演出，我们一干人中的女子们，都在算计年纪，然后唏嘘：“十二年后，我们还会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