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上周做了肾结石手术。自我出生,还未见过父亲生病住院,而今他又上了年纪,我们一家子如临大敌,齐齐赶到医院陪护。头一回,在儿女面前,父亲没有了“父亲”的尊严仪态,“父亲”的宽厚慈祥也没有,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是一个病痛中任人摆布的老人,浑身插满管道,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话也不能说。昏睡了几小时,他努力睁开眼,跟大家招呼,瞧见我时,缓缓喘息说:“你回去吧,忙你的去。我没事了。”这一刻,“父亲”的心又回来了:他永远是全心全意为我考虑,而不肯让我为他担一点点忧的。
说来惭愧,我这个落后于时代的无业分子,常常是从父亲那里,得知一点天下事,尤其跟台湾有关的新闻。当晚去病房,待父亲读完报,又听他夸了一回蒋纬国——也是从报上看来的事迹。父亲平素,确有种忧国忧民的教师作风,家里来个水暖工,他也能跟人家谈起美伊战争;但对台湾,父亲的心思格外重,关注的分量与别处不同,这里头的缘故,却又不是祖国大业了:他的大哥,我的大伯48年底去了台湾,眼下是一名退伍军人,一个患有轻度痴呆症的耄耋老人。 两个月后,父亲被送上战场——洛阳告急,所谓退伍可保送升学的允诺,自动烟消云散。父亲常说,你大伯太轻信政党宣传了。他对大伯的感恩里,不是没有一点后怕和怨的:在险些成为政治炮灰的战场上,他听到第一声枪响时,只觉得生不如死。父亲是个彻底的文弱良善人,平生最大的罪,是为给老婆孩子补身子,亲手杀过几只鸡。 而我的大伯,一生都在替别人打算,为他的兄弟打算,为他的子女打算。如今他的子女个个出息,却只有一个女儿肯照料他和伯母,他的兄弟们,我的父亲和二伯,因被他苦心拉进国民党,长期受到牵连,父亲大学时代的新闻记者梦想,也因为海外关系、历史问题不能入党,早早就破灭。 大伯回过大陆两次。第二次,大家心底都知道,是最后一次了。那年大伯八十五岁,跪在江苏老家母亲的坟前,突然间嚎啕大哭,拉着兄弟们的手,说,我对不起你们,我没用。 如果你听得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的悲恸,就知道政治是多么狗屎。 也就能理解我父亲的心事。今年政策松动,似乎将来去自由了,他立马去报名排队。去台北看望大伯,一直是父亲的心愿。可前天,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告诉我说,此事似乎还遥遥无期。父亲老了,大伯更老了。三月我在台北,去大伯家时,大伯已经认不出我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