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应向NGO学习

昨日在飞机延误了数个小时后，我终于到达成都，日前地震局发布的19－21日四川某些地区的余震预告使得成都市民几乎倾巢而出，在路旁和府南河边扎起了密密麻麻的帐篷。在疯狂打了N多电话后，人们告诉我的消息很沮丧，大多数的重大灾区已经封锁道路，很难进入。北川完全封锁，传说中疫情严重。我向仍待在北川的人民日报记者赵亚辉求证。他说未发生重大疫情。

下午一点，我和NGO组织国际行动援助（AA）前往彭州市受灾地区磁丰镇送救灾物资。AA工作人员于晓东告诉我，目前有些乡镇缺少粮食和日用品，这次一辆大卡车押送了大约4千人份的大米、食盐、食用油和一些塑料篷布，收音机。于晓东说现在灾区最缺少的就是帐篷。因为购买不到帐篷，只好以塑料篷布代替。这点我在者在离京前已有感受，北京所有的野外用品店里的帐篷都销售一空。

昨天下午4点，在彭州市政府广场前的临时办公室，前往彭州山区运送赈灾物资的车辆排起了长队，领取通行证。现在几乎所有通往重灾区的道路都实行了交通管制，所有车辆都要给赈灾物质让路。在经过一个小时的排队之后，物资车终于开进了彭州市郊的山区。只见青山绿水之间，处处断壁残垣。几乎没有一处完整的房舍。受灾群众已经开始收割油菜、麦子，不少村民还在田里插秧。汽车在山间盘旋两个多小时之后，终于到达这次赈灾物品的发放地磁丰镇涌华村。一路上许多村民用渴望的目光看着我们，希望卡车停下发放物资。山路狭窄，卡车开不进去。只好由当地村干部组织小面包车转运。

涌华村支书宋菊付很高兴赈灾物资的到来。他指着眼前的山包对记者说：一天下来，他都快不认识自己居住多年的村庄了，对面那个山下沉了许多，最高塌陷达3层楼。因为害怕山体滑动引起的泥石流，现在他正组织村民往下游迁移。涌华村有1800多人，这次地震死亡8个人，宋菊付对此感到庆幸。地震发生时，大多数村民都在地里劳动，勤劳的习惯挽救了许多村民一命。现在村民一边继续田里的耕作，一边等待重建家园。宋菊付指着村委办公地对面的一排救灾帐篷说，现在我们最需要帐篷。地震发生后，村民每天可以每人领到一斤大米和其他食品，但是大多数村民缺乏寄身之处，有的仍生活于危房之中。解放军战士清理了大多数的危房，许多残破的房子仍然矗立在一片田园风光之中，显示着这个地方曾经拥有的乡间安宁。涌华村靠一台借来的发动机发电，电力时断时续。通讯已经恢复。每天的食用水由消防车送来，其他的生活用水就要依靠村里的水井了。看到老百姓在大水盆里洗菜，洗碗，让我对他们的卫生状况产生了深深的担心。

像国际行动援助这样的NGO组织在农村偏远的受灾地区受到了受灾群众热烈的欢迎。他们打招呼的方式都显得亲热，像是对待自家人。伴随着电视里的劳动号子，村民在昏暗的灯光下向帐篷里兴奋地传送赈灾物品。于晓东本来他准备前往缅甸参加赈灾，地震发生后，他14号到达受灾地区。这些天几乎天天往灾区运送急需的粮食等物品。他说：“我们的工作方式比较细致，在对灾区进行援助之前，我们会先调查灾区的紧迫需求。例如有的地方缺水，有的地方特别缺少生活日用品。所以援助要针对不同的需求来进行救助。如有的灾区群众反映特别需要锅，而有的灾区妇女反映需要妇女用品，这就是许多赈灾过程中想不到的缺口”。对磁丰镇的援助正是根据当地群众的需求进行采购。

于晓东告诉记者，这次活跃在地震赈灾过程中的NGO组织比较多。如AA成立于英国，总部在南非，是曾在2006年被NGO监督机构列为十大最透明的NGO组织之一。于晓东说：“在救援方面，我们起作用不大。我们的工作方式比较细致，是自下而上的，所以我们可以在某些领域发挥作用，如灾区的一些比较被忽视的需求，如灾后重建和心理疏导”。例如在绵阳灾区，一些解放军甚至承担起了给孩子上课的指责。于晓东说这就是应该由NGO组织承担的工作。因为受灾群众心理上承受压力，需要有专门机构来进行活动安排和疏导，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如西方村庄之间有村庄联合会，发生灾难可以立刻发挥作用。

我在赈灾物资发放现场看到，AA的工作程序确实非常细致，有发放物品的详细清单，也有分发时的领取签名，有时候甚至细致到按手印领取。这可以使得慈善组织的捐助者对慈善行为更加信任和投入。使得于晓东不太高兴的是，最初当地政府要求统一接受这些赈灾物品，AA坚决不同意。最后这批物资变成了由磁丰镇民政局提供。

于晓东最深的感触就是这次灾害对公民社会公民意识的全面唤醒。成都市民对于慈善工作和赈灾救助显示出了令人感动的热情。例如几乎每次运送赈灾物资的车辆都是由志愿者无偿提供并驾驶的。如成都无线电爱好者，随时赈灾物资提供车辆。今天运送物资的车辆，就是由采购方成都米厂提供。

成都米厂的司机王雁钟指着曾经秀美的山川对我说：“我们成都平原很少发生地震，所以我们的建筑都疏忽了防震，这次大地震把我们四川人的心痛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