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洪启是在两年前的一场饭局上。那时候，他就像北京数不清的，刚刚出版了一张专辑的地下艺人一样，用兴奋掩饰着内心的诚惶诚恐，并带着初涉名利场时的不知所措。然而，与其他艺人不同的是，专辑一出炉，洪启的音乐就出人意料的受到了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与赞许，但也正是在这些意料之外的褒奖以后，他走入了过去这一年的迷茫。

 

　　评论界的褒奖常常不能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作为新民歌运动的领军人物，洪启在两年前的那个时候最急迫希望的恰恰是经济上的改善。从创作、乐队、排练，到宣传、演出、推广，无一不需要“钱”这个字（我们丝毫没有必要因为高尚的音乐理想，而去回避它）。然而，在评论界将洪启肯定之后，市场却将其充分的否定，如此落差，恐怕旁人难以体会。

 

　　人穷志短，这四个字在大多数人身上都能体现，没办法，洪启也不能免俗。于是他开始了从流浪歌手到游荡歌手的堕落过程——前者的内心是纯净的，而后者已经有了名利意识却依然穷酸。那时候的洪启会因两、三百块钱而向人开口，他也会在任何有条件的地方酗酒而不顾一切，并借酒意而宣泄他的压抑。曾经好评如潮的新专辑《红雪莲》，早已不是朋友们谈到他时的话题，更多的议论是他的游荡行为，甚至已将其淡出而不再谈论。

 

　　反思常常是痛苦的，比如以上的回忆，然而在此时，洪启似乎将结束游荡的时候，我们又必须回头去看看这段路，为了他以及更多的后来者。

 

　　进入2006年，洪启的状态陷入最低谷，他选择暂离北京，回到云南他的老朋友身边，复辗转新疆投入了亲人和故乡的怀抱。我以为，这是洪启两年来做出的最重要和正确的选择，他放下了一些急迫的念想，远离了都市的欲望。人生难得向后一步，然而退一步海阔天空，从“小执着”中退一步，延续了“大执着”的海阔天空。就像他所信仰的《心经》上说的那样：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在过去的这两个月里，我两次在舞台上，三、四次在酒桌边见到洪启，他确实不一样了，被剪短的新发型，被精致的新老作品，渐显沉稳的谈吐，更重要的是一颗渐平和的心——其实这应该是最真实的洪启，两年前的他不过是没能迅速的适应新空间罢了。

 

　　洪启最近在星光现场的两次演出，让我开始感受并思考他的变化，以及推动这些变化的动力。洪启本人对音乐的坚持和朋友间有形无形的帮助，都是造成这变化所不能缺少的原因，此外还有一点必须要提到，那就是经济上的改善。

 

　　在商品社会中，艺术的开花不能没有金钱的营养，如今的民谣或摇滚圈中，面临金钱窘境的不在少数，其实在这些人面前，洪启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于是，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去关注那些地下艺术工作者们的生活状况，去关心他们今天吃的什么、睡在哪里呢？我不相信有谁是能仅靠掌声而活下去的。在迷迪节，在无名高地，或者其它能遇见他们的地方，伸出你的手，去购买他们的一本诗集、一张专辑或是一张门票，这也许就能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当然，仅这样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等待欢唱的那一天，我们需要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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