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部队的最后一程，是搭乘从小镇到营房的拖拉机。距离越近，我心情越紧张。我穿的是时髦的包腿牛仔裤，红黄大条纹的休闲衬衣，之前已在这一旅程中偏远的小城和小镇上出尽了风头。当我下了拖拉机走向营房的时候，正好有战友押解着一队犯人出工，引来了一阵夸赞，还有无数羡慕的目光。

我回到营房，自然是十分的轰动。我给战友们发上万宝路，一群人轰轰隆隆开始侃起我在社会上的这三个月的故事，他们说着我走后领导的紧张，形式的严峻，我详细地描述了出走的心理、过程。当然大家最感兴趣地还是我的流浪生活。大多数经历他们是半信半疑地，我不用夸张和添油加醋，只是叙说了经历的一半，就已被视为传奇人物。吹的正欢，有人来报，“领导们全回来了！”

进了中队部的大门，我的心跳的和拖拉机的节奏差不多。几个领导围坐在一团，对我开始了批评教育，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的态度都很温和。

我被告知等待处理决定。好友黎强来安慰我，在他的劝告下，我把蓄了几个月的头发剃光了，要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但肯定是严厉的结果。

一周后，我被告知，回家等待复员通知。就是说，剩余的半年服役期间，我就在家里度过就可以了。我没有上军事法庭，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是什么保佑了我？后来，我知道了，中队长向上面递交的材料，足以使我被军事法庭判处若干年。还是营教导员保了我，他现在是支队参谋长。

我再次要离开部队了，黎强把我送出很远，临别时递给我10元钱，我们都流下了眼泪，回到乌鲁木齐后，我把这10元钱一直压在家中写字台的玻璃板下，以做纪念。

在这段时间内，我开始混迹社会，期间带来新疆拍MV的齐秦去拜会了王洛宾，还邂逅了罗大佑，这些故事说来有炫耀之嫌，这里就不多赘言了。直到1992年末，我回部队办理了复员手续，被分配回到原单位工会，上了一天班，我就对这种喝茶看报纸的生活深恶痛绝，我说服了家人，向父亲借了300元钱，再次踏上东去的列车，第一个目的地，仍是给予我过动力的西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