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不大习惯去外国。小的时候去外国的人都是去读大学的，你会感觉他们很有出息

我不同，我去外国是为了洗碗。其实我在家里从来不洗碗。我宁肯做饭也不洗碗，可是我去外国就特别想洗碗。好象是来表达一种决心，一个人为了幸福的生活所付出的代价和艰辛，而潜台词里，却是要修成正果，光宗耀祖。还是虚荣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坚持去外国洗碗，好象外国的碗比中国的香。而我不记得谁挖苦过我，说外国洗碗用的是洗碗机，你根本洗不干净。

其实我去过外国2次，每次去外国，我都把外国变成了地道的中国。而这个中国，确实是没有旗袍和东方美人的。我只和说中文的人打交道，而和讲英文的外国人，我除了头5分钟的寒暄表现出我良好的语言天赋和教养之外，我很快把桥段讲完，觉得英语是在很BORING。不屑于多讲一分钟。我最喜欢的问句不是HOW ARE YOU ，而是：你是外国人吗？简直是在嘲笑生番。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向来为母语感到骄傲，因为用母语调情，几乎是我的拿手好戏。有时候我想如果我一直养尊处优，不必写正襟危坐的杂志文章的时候，我可能一直在调情，挤兑，打击对面的那个男人，任何一个细节都会被我放大，挖苦，调戏，以达到一种正面沟通的效果。那也是看多港片的效果。他们打来杀去，打杀之间还有贫嘴。这样的贫嘴和北方的不一样。它不是形容词为主，而是动词和名词为主，充满了细节和生活气息。这是我永远觉得南方切实可亲的缘故。北方只剩下思想观念，和完全没有爱情根基的混乱的情欲——要说拍爱情片，永远是香港人在行。在鬼片和无里头片子里他们对古典爱情的诠释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你完全想不到这个地区是以金融业为主，而且是文化沙漠来的。

我说的母语，也不单是指北方的汉语。要知道，北方人是写不出好诗来的，除了一些不识字的游牧民族。而南方不同。我更是不同。我夹杂了桂林柳州和广东的方言之后，我的语言里具有了柔媚得如同糯米的调情功能，还具有广东话那种铿锵的，没心没肺的搞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无厘头。那种搞笑是不高雅的，带着市民气，也不教育人，却是发自肺腑。在这里，我的朋友宁财神固然看了许多港片，语言那一关，他过不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讲广东话，港片的魅力是要打折扣的。

尽管我是唯一一个会讲广东话的记者，杂志从来不派我去香港。而派了讲国语的博士去。博士是多么乏味，最多讲潮州话，远远比不上我的巧笑嫣然和有些生僻的香港话，当然也是因为香港人也开始讲北方话了。这时候他们的电影开始走下坡路了。

我们那时侯多么迷恋射雕英雄传啊，买了多少贴纸啊。我从来没有因为看武打片成绩下滑，或者早恋。但是我确实经常以为我是有功夫的，一出手就伤人，非常了得。和我写文章一样，很希望一出手就中了要害。好八，我虽然去过外国，但是我依然把外国变成了中国。而我却从没有去过香港购物，买传说中的化妆品和银饰。如果我去卡塞尔，我也只想买一个马勒交响乐的总谱。我甚至不买吉他了，因为我实际上并不经常弹吉他了。我甚至想过我和燕子，一个人抱一把吉他，演出的效果，非常自力更生。我们的吉他手一到夏天就会去卖西瓜，这让我感到非常地没有安全感。我依赖吉他的声音。无论是写歌还是唱歌。我对吉他情有独钟，因为这是我所能拥有的第一件乐器，从而使得歌唱成为一种可能。而在那个时候，歌唱还只是理想，而不是虚荣心和一种演出。那时侯我们年轻，很多人准备着爱我们，却从来遇不到，因为还没来得及上网。

我不知道卡塞尔那里有什么，我会不会遇到鸡冠头的外国人和文身的番鬼佬，就好象，在某些音乐节你遇到的那些古怪的人一样。我穿着中轨中矩的裙子。我想到要见到很多乏味的德国鬼子，就感到万念俱灰，如果他们生性吝啬就象我采访过的体育解说员一样，又毫无幽默感，我会感到更加万念俱灰。我是一个没知识的人，而且对艺术毫无爱好。我对此感到羞愧，我连罗素自传都没看完过，而我的同事们却都经常引用圣经和世界是平的。

好了，还是说外国。外国是什么呢？对我来讲，只是很长时间的飞机，还有时差和疲倦以及语言不通。我不似有些人，肥得不得了到了越南还会自己假托是杜拉斯湄公河的少女，这样恬不知耻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而且伊的文学素养实在太低俗了。

是的，我还是会带上一件不是很美丽的旗袍。紫色的。上面艳俗地画着绿色的孔雀。我的天！而且一看就知道只是100多的假绸。我非常后悔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件稍微素一点的，品位稍微好一点的，颜色浅一点的，有着格子的，复古一些的旗袍，我经常怀疑我穿旗袍会象四世同堂里的那个比较肥的女主人公，也很庸俗，有着难听的绰号。那是老舍的讥讽。可是我的旗袍是我在成都偶然买下的。能够贴切地附着于我的身体。我是不可能艳光四射的了，因为我的身形并不高大。如果我非常高大，当然，那是假设，我不知道我是否会趾高气扬些。是的，我的谦卑是有名的。就是说，我永远都不能够盛气凌人。因为我会不好意思，或者说，我骄傲得抬不起头来。

我用这个文章来抒发我即将去外国的紧张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