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坐在一家网站的电脑前，马不停蹄地编辑关于锋菲恋的八卦新闻。我很安静地坐在那里，不敢乱出声。尽管那时我自以为是最牛逼的摇滚艺人之一，而一到陌生的环境，就会变得很惶恐和老实。那一次出了意外。我很安静地坐在那里，当我正在编排编谢廷锋老爸的绯闻的时候，我的上司向我走来。我的上司是除了老总之外的男二号。高大英俊，是公司女孩子搭话的主要对象之一。而我当时已经有了一个绯闻男友——我的老实巴交的前诗人同事。如果上司爱上我，我会觉得是建国以来首例天上的馅饼掉下来砸中我。
一个月之后，这块馅饼从天上掉下来，砸中了我。

事实证明，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我的上司男友原来也觉得我对他而言是一块热乎乎的馅饼。但是他发现满不是那么一回事。我的男友以为我很善良，其实我不善良，他以为我很美丽，其实我根本不美丽。我也决不温柔。总而言之，我根本不具备任何担任别人女友的素质。我平常总是对他冷嘲热讽，恶语相加，一到他要跟我分手，我就会哭哭啼啼，寻死觅活，叫嚷着威胁他家人的人身安全，让他悔不当初惹上一个黑社会女魔头。最后我众叛亲离，我的好友夏竹小朋知道了毫无怜悯之心，认为是罪有应得。这是后话。
我上司和他的精干的同行一样，昼夜颠倒，我很少见到他。一直兼职了快一个月，方才看见一个头发蓬蓬，走路歪歪，嬉皮笑脸的人。我以为他也是同事，而对话相对多的人，多半不爱理会。他偏偏听说我有乐队，就找我说话来。我是新人，少不得笑脸应答。后来才知道他是齐柏林飞船、metalic等老金属党以及黄舒骏、罗大佑迷。“你们乐队是垃圾”，他颐指气使。我嘴上不言语，却暗中盘算不再理会这等赖人。

他尚且不了解我的为人，就已经出手帮我。有一天见我神色黯然，他问为什么。我被问不过，只说一直因为“扰民”找不到排练的地方。而乐手都没有收入，鼓手根本已经交不起房租，而他又正在生病云云。他便掏出两千元来，要给鼓手交房租。我没见过这么多钱，大惊失色，哪里肯要。他婉言劝说良久，说他的朋友要是缺钱，他也是一样的给，并不是我一人特殊。我犹豫半天，想想情况已是燃眉，又无计可施，只好先行收下。

我自然有了心眼。夏竹小朋也说，哪有白白给钱的道理。我见他言行并无轻佻之处，并不是要沾便宜的人，心想莫非他喜欢上我，不由得有些害臊。

而他竟然象是忘了这档事，在公司里极少和我言语。春天到了，我越来越喜欢到公司上班。有一次穿上齐整套裙，收拾打扮停当，俨然一个端庄白领，同事见了，都“哦”的表示吃惊，说怎生打扮得这么好看。而他竟然好象没有看到，让我好生失望。

这怎生是好？自作多情，如果真是喜欢上上司，只怕落得烦恼，不如早一点躲开，以免情势不可收拾。想来想去，只有辞职一法。现在想来，我生性消极，遇事总采取逃避之法，一旦发现自己有可能爱上上司，什么办法都没有，竟然可笑到要辞职。

事情发生转变，不在我预想之中。
他看了我们的演出。在臧天朔的“朋友”酒吧，客人已经寥寥无几。当时有一支叫妖的乐队，在上面蒙着帘子演出，而在那里我还见到过刚出道的斯琴格日勒，伊是很天真的女孩子的样子。
我给他端了一杯加柠檬的免费开水。
我想我们这样的演出，性情之激烈晦涩暴露无遗，寻常人本应不能接受。我有些失落。我想完了，我的上司不会对我有什么好感的。象我那样唱歌，几乎就是作践别人的耳朵。

那天我们四个人一共挣了100块钱。很高兴地去小饭馆吃饭。我的上司说，阿飞有没有男朋友？
吉他耿放就说，她都离婚两年了。
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我顺着吉他的话往下接，大家都哈哈大笑，乐不可支，我也笑，心里却隐隐有些疼起来。
是夜，左思右想，觉得毫无可能，黯然睡去。
第二天起来，看见他在外屋的地上熟睡。我想靠近看，又不敢，就远远地站着，不一会公司有人来上班，我怕生出嫌隙，就告辞了。
回到学校，已经下了决心辞职。一了百了的好。

然而他来找我了。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说。我们并肩走过学校的食堂，到处是广播里喧闹的声音。他问我，你有男友吗？
我有些尴尬，说，现在没有，不过，应该快要有了吧。
他说，我做你的男朋友好么？

他27岁的时候交了第一个女朋友。就是我。
他甚至还没有和女孩子接吻过。

我们就如两个小孩子，又慌张又欢喜，紧张得都不会说话。在学校北门外吃饭，面对面的，谁也不看谁，慌得根本吃不下饭。

我们恋爱的第一步，就是把菜都打了包，添了饭，给住在地下室的乐手们送去。自从我们组队，乐手生活无着落，我除了承担排练的房租费用，还养成了吃饭打包的习惯。

我没想到他是第一次恋爱。他已经27岁，都没有和女孩拉过手。我在出租车上拉他的手，他竟然脸红，局促不安。
我说，怎么了，不喜欢我就不拉你了。
他慌忙说，喜欢喜欢。
我们便到花市去买花，买了一盆绿绿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植物，摆在公司我的电脑前，还买了一个喷水的小壶。公司的人过来都要喷一下。结果花很快就养死了，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一哄而上喷之，缺乏计划的缘故。

我男友看见我的鞋很旧，一定要给我买鞋。我是迷信的人，一定不肯买，说买鞋不吉利，穿了鞋就走了。后来他坚持再三，给我买过一件100元的棉衣，还有一条60元的羊绒围巾。我第一次穿戴如此保暖，那个冬天竟然不冷。那件棉衣是军绿色，围巾却是红格子。红配绿本来就俗气得紧，可是我穿得喜滋滋的。后来棉衣和围巾都不知何故丢失，我怅然很久以为自己如此大意，本来就是不配别人给我东西。

我的乐手常常取笑我男友的品味。说人家好好一个男孩，而我唱歌这么难听，长得又如此不堪，他怎么会看上我。

我笑说，此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品味。看电影就看什么刺激1995，骇克帝国，十三层楼，壮志凌云，还有周润发吴宇森的枪战片，最高级别顶多到《阿飞正传》，听歌又只爱听老金属，土得掉渣，看书的品味就更差了，居然喜欢什么杰克。伦敦，顾佶刚之流，对我崇拜的张爱玲、村上春树、博尔赫斯、杜拉斯、马尔克斯之类的嗤之以鼻，在挑女友时，当然不会格调高尚。

其实我的乐队能够撑到今天，除了我的那帮哥们骨子硬，够意思之外，和我男友不无关系。
他屡次出手相助，都是瞒着我的。
那时在糖厂的父母双双下岗，大部分的积蓄不小心放在所谓的“合作社”里无法取出。我给厂里的领导写了一封陈情的信，方才保住了父亲在厂里当门卫的职务，夏天晚上父亲值班时，偷偷把雨衣铺在板凳上，躺在上面休息。而我是不争气的主儿，我父母希望我出国光宗耀祖，我却还要维持一支不合时宜的乐队。这个乐队诉说的不是洋溢的愤怒，不是狂欢的节奏，而是稍纵即逝的爱情，令愤怒的摇滚青年们掩鼻而去。
鼓手生病，他屡次借钱给他，却不要归还。
排练室的鼓破了，不能再用。他私下买了YAMAHA的新鼓，至少也要七、八千的。还有排练用的专用音箱、调音台，加起来他至少为排练室的设备投入了一万多。才得以乐队又顺利排练一年多。
吉他手买新琴，也是私下问他借钱。
当时怕我伤自尊，大家都有意瞒着我，说是另一个朋友和我们合伙买的。
这些事我后来才知。

我和男友先是住在公司，后来住在与别人合租的房子里。再后来见过他父母后，就和他偶尔住在他父母的家里。我们有一间大约8平米的卧室，东西太多，放不下大床，就睡在地上，各盖各的被子，中间有一点距离。我习惯如此了。再后来我睡小床，他睡沙发。他说挤在小床上我老是推他，把他差点推到地上，还是睡沙发的好。而我总要他抱我到快睡着，才肯舍了他到旁边的沙发睡下。

高中时染上失眠的毛病，一直很自卑。不知道为什么和大家这么不一样。晚上大家都睡了，我却一个人醒着，有时候半夜悄悄爬起来，坐在女生宿舍的院子里，偷偷哭，不明白为什么会睡不着，而明天的功课还有许多，越想越悲伤，有时候想，也许死了就不会失眠。然而到了白天还是很好，和她们说笑话。记得和一个漂亮女孩嘀咕：男生和女生接吻，鼻子放哪里才好。我们开怀大笑的时候，我还下意识地托了托眼睛架。


我的男友静静地躺在我旁边。我们之间有一点距离。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分开睡的。

我花了很长的岁月渴望和人肌肤相亲。渴望晚上醒过来，一伸手是温暖的肌肤。
可是有人真的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并没有伸手就他。

在轰鸣的电脑和空调噪音中，我时常过了很久才入睡。我做纷乱繁杂的梦。我做过一个异常漫长的梦，好象人生那样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