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必要的奸人群体”仇富论（一）

     仇富就是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吗？我们试图理解一下，中华民族过去的这种选择，是不是有一些合理性呢？

    为什么商人拥有社会财富，总被仇恨？

    仅用嫉妒与仇富这些概念来解读商人形象的妖魔化，有些肤浅。从长期看，人心大体是公正的，存在大体是合理的，人们尊敬那些奉献大于索取的人，赞美那些创造大于耗费的人，因为这类人的生存对别人就是一种帮助，对社会就是一种促进。当一个群体被人仇恨，恐怕首先要分析一下这个群体的对社会的奉献与索取、创造与耗费。

    中国历史上有“无商不奸”的说法，商之前总要有个“奸”字，两者似乎是连体婴儿，商人在社会评价系统中总处于低位。为什么几千年中国历史，对商人总有一种消极的印象呢？是因为几千来中国人都是充满嫉妒而仇富吗？仇富就是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吗？我们不能下这种简单的结论。我们试图理解一下，中华民族过去的这种选择，是不是有一些合理性呢？这样一想，我们能找到一些证据，说明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商业对政权稳定及社会的安定确实具有一种破坏性，我们的老祖宗利害相权，大体采取了重农仰商的政策。其实不仅中国如此，凡以传统农耕为核心的社会，大体都排斥商人，东西方皆如此。

    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前，东西方几乎都是一个静态循环的社会，长期停滞，没有多少发展。这种社会中，什么群体最重要的？当然是决定财富分配的群体，这就是官群体。官所管的不是财富创造而是财富分配，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就是一个财富分配文化，不是一个财富创造文化。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是一个没有多少“发展”的社会，清朝用的农具与秦朝用的农具差不多。社会剩余财富量小，交易量小，绝大多数人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在这样的社会中，商人起什么作用呢？商人的主要市场和赢利点在那儿呢？显然，在富人那里。富人是谁呢？首先是官宦家庭，其次是地主家庭，这两者是在社会阶层上是一体的。社会剩余都集中在官宦和地主手上，商人的市场就在官员和地主，商人的任务就在于满足于这两个群体的奢侈消费。而且，由于历朝历代都有人口增加的趋势，所以有限的土地价格都在上涨，所以有地才有稳定与地位，商人从官家和地主家赚到钱，又都投入增值潜力最大的土地上，成功的商人往往就成为大地主。

    在传统农耕社会，商人群体就成了一个麻烦群体：对政权来说，商人刺激官员的奢侈心理，官员为满足奢侈消费就盘剥小民，有商人围着官员，官员就不会廉洁奉公，这对政权是潜在破坏；对农民来说，商人囤积居奇、坑蒙拐骗、联手官场兼并土地抢夺民财的行为实在可恶。这就形成了一个社会共识——皇帝士大夫与小农的双重共识，财富向商人集中，增加不了社会财富，只是转移了社会财富，这种转移过程对政权和社会稳定都有毁坏性。

    总结一下，这种时候，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总量似乎不是商人的主要职能，商人带来的主要不是社会财富的增加而是带来社会财富的转移。商人带来官场的奢侈纵欲和对小民的盘剥，带来土地的兼并和造成流民四散，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从朝廷到民间，对商人有些“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但那是在特定的传统农耕社会中，经济剩余化为税收进入官僚体系，商人要靠跟官打交道，来谋取社会的剩余，于是刺激了官员的社会欲求，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

    在大工业时代没有来临前，商业的确没有多少建设性意义，但它在互通有无的流通上也有必要，所以社会选择的结果就是：重农抑商但不禁商。在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商业可以说是一种“必要的恶”，商人则是“必要的奸人群体”，因为商人的索取大于奉献，消耗大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