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时尚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文/钭江明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是我在他死后20年才认识的人，他在1981年的小说《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我今年初才读到，还是因为村上春树模仿这个题目写的那本谈论跑步的书，才后知后觉到这位在中国书迷中早已悄然流行起来的杰出作家。

看起来，卡佛的小说不像是我们谈论时尚时愿意谈论的作品，他的小说写的尽是所谓的蓝领阶级，充斥着苦涩平淡透着寒意的生活琐屑，更何况，他的文字极简乃至干枯，不像我们通常在有些杂志见到的那种文字，形容词多到像北京街边树上挂满的灯泡。

    可是卡佛最早的小说就发表在全球顶级的男性时尚杂志Esquire。这是让《时尚先生》颇感荣耀的一个八卦，是Esquire的编辑戈登里奇（Golden Lish）发掘和培养了卡佛，直至他被誉为海明威之后最伟大的美国作家。

    因为Esquire这样伟大的时尚的传统，《时尚先生》似乎有很多可以与读者分享的虚荣。比如上世纪50年代卡波蒂的代表作品《蒂凡尼的早餐》，原本预定一次性刊登在女性杂志Bazaar上的，可以因为书中的主人公看上去很像高级妓女，而且文章里多处提及同性恋，Bazaar拒绝了这篇小说。这部作品转而发表在Esquire，结果是这期Esquire创下了“压倒性的巨大销量”，而这部小说现在已经成为最经典的时尚小说。当初Bazaar以为会得罪大客户蒂凡尼珠宝的小说，却成了这个著名品牌最愿意引以为荣的经典之作。

    往往，我们对时尚充满了误解。我们以为我们在谈论时尚的时候，谈论的却是时尚的反面。比如弥漫神洲大地，在每个机场书店冲着疲累赶路的推销员喋喋不休的成功学。当有人在时尚与既得利益之间得意洋洋地画上等号时，时尚便走向了它的反面，与恶质庸俗同流合污。

    这期我们将《先生读本》版块重装上阵，主打文章《水城弟兄》是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来完成的一部新新闻文学作品--这应该是国内第一次有媒体这样做。《时尚先生》请作家曹寇去年去贵州进行实地采访。不过当稿件交回来以后，我们却发现这位作家的写作能力非常优秀，但摄影技术却与此成反比，于是我们又派摄影师再去一趟贵州水城。这趟旅程差点让我们的摄影师翻车挂掉。后来他回来交出一堆优秀的照片，我们得以在其中挑选了5张。

    我们谈论时尚的时候，高品质是最应该谈论的关键词。尽最大的努力，呈现最好的作品。不过尽管这样说，我其实还是有些犹豫的，这样的作品究竟是否应该在时尚杂志上发表。为此，我继续向Esquire传统询问，它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Esquire曾经在1966年刊发了它有史以来最长的一篇文章，而这期杂志的封面没有照片，只有黑底白字--“Oh my God,we hit a little girl.”这是一位美国士兵发现一具越南儿童尸体时说的话。这个只有一句话的封面和长达三万三千字的文章改变了美国大众对越战的看法，并且成为New Journalism （新新闻学）的一个标志。

    时尚向来讲究先知先觉，但很惭愧，我在卡佛死后20年才认识他，在米尔克（Milk）被枪杀30年后才通过一部奥斯卡电影了解到这位同性恋平权活动家。新影帝肖恩潘（Sean Penn）演绎的米尔克，倒是让我吃了一惊，原本以为同性恋者对消费时尚比常人敏感，会是一个时髦男子，哪知道米尔克为了竞选公职，一改反传统的马尾辫形象，以保守的西装和分头来塑造自己踏实稳重的公众形象。

    这可真是一个不时尚的形象，可是当他对着公众喊起“我来召募你们”时，如潮的人流便汇集而来。

    我们的封面人物肖恩潘在这期Esquire里说：“革命是青年人的职责，你们都可以成为革命者。”

    我希望在这句话里把“青年人”替换为“时尚先生”。或者也不用，因为这句话刚好是下一期时尚先生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