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狗与官，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一个当官的被咬了，黑龙江某地准备大扫荡一般打狗，虽因民众的质疑声浪高涨而暂缓执行，但此事件所隐含的符号讯息仍有研究价值。狗是不是该打，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其实在于要通过什么途径来裁决。如果把黑龙江打狗事件的表面因素剔除，只留下一条逻辑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能惊讶地发现一个清晰的模式，这种模式其实是我们的国民所喜欢的。

    我们不妨违心地假设——这些狗的确是应该被大扫荡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官老爷不被咬，畜生们是不是就可以继续逍遥了？按照我们的特色国情，答案好像是肯定的。把这个逻辑推广一下，就不难找到太多的类似案例，冤案、大案、要案等等，久拖不决，而一旦高官拍案，或者“北京”动容了，立马就把事情给料理了，多快好省，民心大快，于是山呼万岁。

    这个模式就是亘古常新的“清官模式”，即凡事不依赖制度，或者在对制度不抱幻想的时候，把希望寄托在万岁爷私访或抱着尚方宝剑的清官大老爷身上。帝制崩溃以后，今天的信访窗口，其实只是“清官模式”的一个镜像，是政府迎合老百姓清官理想的一个制度怪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矛盾缓冲区。

    咬官大人的那狗，估计不是土产的，大概不熟悉国情，其实它哪怕咬过十个农民工或者家庭主妇，投诉和控诉如雪片乱箭，仰赖吾国的执政模式和效率，恐怕到它老死也不至于遭到灭顶之灾，它命贱就贱在不长狗眼地咬了官大人，所以马上被“人治”一把也是活该。中国的官僚们搞起人治来，那效率电闪雷鸣的，只要你直接触及长官利益了，别说你是一条狗，就算你是从河南躲到上海的灵长类动物，或者京都大报的无冕之王又奈何？照样跨省抓捕，不带含糊的。

    我们诅咒这些变态的官僚行径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点：这股“人治”的劲头儿，一旦用到善良的方向上，就成为让百姓欢迎、让贪官污吏丧胆的尚方宝剑了，这时候，在老百姓心目中，坏官也就赫然变成了好官。中国老百姓太欢迎这样的好官了，做梦都欢迎，欢迎了五代十国千百年了。我们总是在挂念具体而为的乌纱帽，把自己的以及国民的命运悬系在个体官员的职业操守上，而忽略了或者说不敢奢望制度的力量，这是我们持续地生活在悲剧之中的根源。

    “制度”不是上帝，但制度约等于上帝之手。当上帝之手穿透云层梳理混乱的人间时，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让每一个犄角旮旯都温暖惬意。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哪一种制度都可能制造闹剧和悲剧。但有的制度会制造华南虎照一般的闹剧，有的制度会制造莱温斯基和阿扁一样的闹剧，有的制度会制造窦娥和高莺莺式的悲剧，会制造杨佳和邓玉娇式的悲剧，而有的制度则会制造尼克松或者卢武铉式的悲剧。李银河前几天写博客，温柔地建议我们是否可以像香港那样搞个廉政公署，其实就是别有用心地想制造阿扁式的闹剧或者卢武铉式的悲剧，不知道这种剧，是不是能让我们老百姓乐意接受呢，或者我们继续做着美好的清官梦，等着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贤良来拯救我们？
    选择权究竟在谁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