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化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为新近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思于他处》写了一篇自序，文中说道：“我自己的写作，也常常是重复性的吟哦，被一种惯性的思维所累。有时候想抽身而出，却有着力不从心之感”，这当然是孙郁的自谦，不过，他无意中也指出了充斥市面的经典名著导读类书籍的通病。

文本，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原典原著。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语言在流变，文化背景在更迭，公序良俗在重建，这就使得彼时的常识成了此刻的谜团，我们阅读距今年代久远的经典名著，就需要专家学者充当摆渡人，导读类书籍就此应运而生。

但也给读者带来了烦恼：怎么选？

《思于他处》的首篇文章为《卡夫卡的城堡》，在这篇文章中，再一次无意间孙郁给出了“怎么选”的一种答案：“书中有着一种热流在自己的躯体里，似乎被它穿透了”。孙郁所指，当然是他之所以写作《卡夫卡的城堡》，是因为文中所提书籍里有热流，这股热流击中的作者，这才有了这篇佳构。这何尝不是我们选择导读类书籍的良方？亦即体会一下那本书的作者是否感受到了所要推介的经典名著里的热流。

《思于他处》：穿过寂寞的知音

孙郁的散文新著《思于他处》，由三辑组成，分别为“思于他处”、“走出迷宫”和“远去的群落”。以何为凭书分三辑？作者有作者的理由，而我读来，总觉得有一股气贯穿始终。

“汪曾祺先生晚年的走红”，是收入《思于他处》第一辑的文章《汪曾祺的语言之风》的第一句话，孙郁先生道出的，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即1980年代初期随着小说《受戒》、《异秉》和《大淖纪事》等名篇陆续发表后汪曾祺先生才慢慢走红，彼时他已年过花甲。走红的汪曾祺，“招蜂引蝶”，仅在某一个社交媒体上搜索评论汪先生作品的文章，目录就已经连绵得难以找到首篇。孙郁先生本人也出版过一本汪曾祺作品的专论，《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

如此密集的评说在先，再要说说汪曾祺先生好在哪里，还能说出新意吗？写出来的文章会不会落入“重复性的吟哦”的窠臼？而这，正是孙郁自己都很鄙薄的写作姿态。

《汪曾祺的语言之风》，初读似无惊艳之处，无非是说汪曾祺先生多么看重各种语体，古今中外的句法他都曾留意，并融汇到自己的文章里，因而汪先生在创作时既吸纳古语，又重视方言，旧里出新、新旧交汇地活用，使得汪先生的文章辨识度极高——没有语出惊人之处，对吗？可是，我读《思于他处》到《汪曾祺的语言之风》时，还是在此篇停留了许久，因为文中的这句话让我几近哽咽，孙郁写道：“我觉得晚年的汪曾祺有点寂寞，虽然约稿的人多，求画的人众，但能够与其深度对话的人殊少。”这句话，一下子戳中了我，那些深埋在汪先生作品里独孤求败的无奈渐渐浮出水面，也更懂得了重读汪先生的作品何以总能在其冲淡的文字中感受到热望。肉身已去，先生还在用他独特的语言等候知音穿过寂寞。

不用说，孙郁就是这样的知音，除了得益于曾与汪先生同住蒲黄榆从而能方便拜访外，还因为这种熟悉帮助他再读汪先生的作品更容易移情其间。而今，孙郁将自己被汪先生作品击中灵魂的感悟留存了下来，他的这些被热流击中后吐露的肺腑之言能否感染读者？答案是肯定的。

同样温度的文章在《思于他处》里尚有不少，像《雪日读“聂诗”》、《托洛茨基余影》、《巴别尔之影》、《王小波二十年祭》等，都是读完后让我产生了阅读甚至重读原典冲动的好文章。

《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爱之深切言之灼灼

“我常常感动于司马迁的写史，人物鲜活，呼之欲出”，此话出自孙郁新著中的一篇文章《萧红的传记》。 假如没有读过张文江先生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我会击节道：孙先生这句话说得漂亮！

起意阅读张文江先生这本貌似不太易读的书，倒不是因为事先知道它新意迭出。

张文江先生围绕着《史记》的末篇《史记太史公自序》开设过一门课，将讲义汇编成书便是《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文仅一千五百余字，我想知道司马迁的这篇自序究竟以何触动了张文江先生，竟让他由此出发铺展出一本书来。

开宗明义，张文江便为他的《讲记》定下了调子，“《史记》是总结先秦古学的集大成著作，以此划出时代”，此语足以惊呆将一部《史记》读得半生不熟的非专业读者。《信陵君窃符救赵》、《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列传》以及《鸿门宴》等等，再加一篇选自《昭明文选》、作者也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些篇什大概就是大多数读者关于《史记》的阅读积累，建立在此基础上我们认知的《史记》，就是孙郁先生所说的“司马迁写史，人物鲜活，呼之欲出。”

张文江的论述与自己对《史记》的已有认知差异如此之大，怎能不令人对此书欲罢不能？更让我惊异的是，张文江先生替这个看上去颇难一下子厘清的话题寻找到了让读者非常容易接近和领会的线索，亦即从《史记》开篇的主角黄帝的年代起，历数到司马迁两千多年里司马家族为撰写皇皇巨著《史记》所做的准备和积累，从而得出了“《史记》是开创性的大著作，司马迁的志向不仅是写一部历史书……如果读《史记》，只注意其历史记述而忽视其思想内容，多多少少会形成遮蔽”的结论。如此结论，对一直以为《史记》只是一部史书的读者，是醍醐灌顶般的启发。获益后再去想象张文江先生为理清两千多年里司马家族的生死沉浮，他得花怎样的功夫去爬梳史料？病痛缠身之下，恐怕只有热爱至深才会如此奋不顾身吧？

爱之深切，言之灼灼。为了解一千五百字变成一本书的过程而去拜读《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的，却因为张文江先生在其间密布了自己对太史公及其著作的热爱而使读者的收获倍增，比如，在推演司马家族盛衰的过程中，张文江先生顺手介绍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道家、法家、墨家、儒家、形名家等等的来龙去脉以及思想内核——这才是一本经典导读应有的样子。

《既见君子》：动用全部感受力进入古诗

想必，张定浩也是张文江先生家客厅课堂里从不轻易缺席的学生吧？所以，他打算写一写过去时代的诗与诗人时，秉承了非感动自己不动笔的创作思路。

除了引子和后记外，《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总共收录了张定浩谈论古诗和过去诗人的文章九篇，分别是《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谢宣城》、《李太白》、《魏武帝》、《古诗十九首》、《既见君子》和《九歌》。深潜自己喜欢的古诗不能自拔后非得要用一篇文章来与古诗和过去的诗人暂别，爱之热度可想而知。

“假如一个蹉跎半生的人尚且还有抱负，那么他看见成熟的桃子时，心里起了这样无名的忧伤，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人，是那个春秋魏国的诗人，也是子建”，选自《既见君子》首篇《曹子建》的这段话，有没有张定浩的自况？ 我说在所引之言里看见了张定浩的身影，绝非实指，已事业有成的他怎么可能蹉跎了半生？我说在所引之言里看见了张定浩的身影，是因为他总是将自己的日常和自己的情绪投射进了诗里来告诉读者古诗美妙在哪里：“诗是这样的，‘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我开始没明白，为什么桃子端上来的时候，那人便会忧伤。前几天去南汇看桃花，出租车司机说八月还有品桃节，想到大颗大颗的水蜜桃端在果盘里，应该流口水才是，为什么要忧伤？”水蜜桃非但没有逗引出过去时代诗人的口腹之欲，还让他生出了忧伤，为什么？随着张定浩的一唱三叹，答案自然水到渠成地呈现出来。可我在这酷暑时节读几页《既见君子》看几眼窗外婆娑的绿树后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不仅仅因为通感到了诗人看见水蜜桃时的忧伤，更是触感到了张定浩在体验《园有桃》里忧伤处处的过程中，他滚烫的激情。

这不是我熟悉的讲解古典诗词的文本格式。我在大学上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时，老师们会以点带面地给我们细讲每个朝代代表诗人的代表作品，比如《诗经》中的《硕鼠》和《伐檀》等、屈原的《离骚》、《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复行行》等、曹操的《短歌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但是，老师们如教学参考书一般的讲解让我很难觉出过去时代的诗与人的趣味何在，而这，正是不少摆放在书店里解读古诗词书籍的写法，与那些老师们的讲述一样貌似翔实其实枯瘦的解读，会否给读者一个错觉？解读古典诗词就应该这样不苟言笑地隔岸观火。

张定浩在他另一本书《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诗》的序言里这样写道：“这首诗正在向我们发出邀请，邀请我们动用自己全部的感受力和分析力进入它，体验它，探索它，被它充满，并许诺，我们必将有所收获，这收获不是知识上的，而是心智和经验上的，像经历了一场爱情或奇异的风暴，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在《既见君子》后读到《取瑟而歌》的序言时，我为自己想要说说《既见君子》有多好的念头感到羞愧，关于《既见君子》的好，还有谁能比作者自己概述得更到位？无论是《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谢宣城》、《李太白》，还是《古诗十九首》、《既见君子》和《九歌》，张定浩都在以自己的感受力和分析力示范给读者，他是怎么进入它们、体验它们、探索它们的，仿佛现场实录的读诗过程，极具模仿性。不求全，只求抓住古诗词中触动自己的热流并深情地表述出来，以期带领读者感动自己的感动，我以为，这才是导读古诗词的最佳手法。

我们想要的被热流击中后撰写的经典导读，要比人云亦云的资料汇编，要求作者付出更多的心血。惟其如此，我们在赞赏孙郁、张文江、张定浩他们肯俯下身子带领读者在书径里慢慢前行的同时，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专家能躬身其中，为读者创作真正能帮助大家热爱阅读的导读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