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是叶兆言先生“秦淮三部曲”的第3部。其余两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和《很久以来》我都读过，印象深刻的，是《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了。我问自己，为什么就忘了《很久以来》？已有妻儿的语言学家丁问渔居然在别人的婚礼上疯狂地爱上了新娘雨媛，并不言放弃地死打烂缠想要雨媛成为他的爱人。怎么可能？相信所有开始阅读《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的读者都会咧嘴一笑：雨媛是国民党军界元老的女人，她所嫁的余克润是个飞行英雄。雨媛与余克润成为夫妻，可谓是珠联璧合，丁问渔怎么能撬动得了？然而，叶兆言用文学逻辑将生活逻辑打散得面目全非却又令人信服，所以，《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格外精彩。

这倒也不是《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最吸引人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生活平淡如水，我们需要作家在文学逻辑的规则里幻想出一个或者美丽动人、或者惊心动魄、或者情意绵绵、或者锥心刺骨的故事，让我们忘情在文学里，以弥补现实生活的缺憾。《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就满足了我对小说的想象——那真是一个“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爱情故事，读来令人心旌摇荡。

所以，《刻骨铭心》完全可以驾轻就熟地写群像中一对璧人的爱恨情仇，或者是丽君与亚声、冯焕庭、何为的故事，或者是秀兰与希俨、俞鸿、王可大的故事，或者是碧如与绍彭、希俨的故事，甚或是比利时姑娘卡蜜拉与瑞麟的跨国爱情故事。列举了一群男人和女人的名字，会不会有人起疑：叶兆言先生的新作难道讲了一个乱哄哄的所谓爱情故事？瞧呀，除了卡蜜拉和瑞麟起于爱情终于婚姻的男女之爱始终如一，其余几对，经历的都是有岔道的爱情或者婚姻。可是，假如我们知道，《刻骨铭心》的故事始于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的黄金十年终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蜂拥而至的这段时间，就会明白小说的人物关系为什么会如此错综复杂。莫不是叶兆言先生不知道乱世里的男欢女爱、反目成仇最容易吸引读者吗？想必不会。以《花影》、《花煞》等小说轰动文坛，又以《走进夜晚》、《没有玻璃的花房》等等中长篇巩固了文坛地位，还有一摞散文加持的叶兆言先生，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只是，虽已年过六旬，却不肯在自己熟识又舒适的文学道路里疾步飞奔的叶兆言先生，始终在寻求突破。

《刻骨铭心》寻求的突破路径，有些难度。仿佛从故纸堆里拎起了南京的过往，打量、斟酌后随意地切割出1926年8月至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那一段岁月里的南京市井。因为随意，所以，丽君、秀兰、碧如、卡蜜拉、冯焕庭、希俨、绍彭等等都像是原生态的南京人，作家并没有按照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这一文学原理去打磨他们。这样的写法，很容易将自己笔下的人物写成熙来攘去的众生相，读者过目便忘，可是，无论是实际的女主角丽君，还是偶尔出场的丽君的双胞胎弟弟瑞麟，一遍《刻骨铭心》读完，他们就能住进读者的心里——说真的，当面向叶兆言先生讨教时，曾经对“刻骨铭心”用作书名不以为然，此刻，深深觉得，唯有“刻骨铭心”才是这本小说最严丝合缝的书名。

每一对在《刻骨铭心》里出没过的男女，都被我记在了心里，要说在我心上留下最深刻痕的，恐怕是秀兰这个人物了。

秀兰年幼丧母，很不幸地，又摊上了个无赖一样的父亲。在“把你卖掉”的恐吓声里长大的秀兰，居然能葆有对生活天真的热情，本来不易让读者接受，可是叶兆言先生写来，只用秀兰去照相馆拍照这一幕戏，就让秀兰在读者心里活得自然又美丽：“秀兰嘴上说着不笑，等到真坐下来准备拍照，灯光热乎乎地打在脸上，心里却忍不住要笑（注：因为照相馆拍照的活伙计，是她喜欢了许久的希俨）。她想到刚刚在照相机里看见的倒影，想到自己现在的样子，也肯定是倒着的。想到自己来照相馆之前，横照镜子竖照镜子，想到自己在镜子里的表情，应该保持的形象……”这段小说开始不多久出现的关于秀兰的描写，初读时有些不以为然，但随着《刻骨铭心》的情节发展，回头再读一遍秀兰登场的描写，不得不赞赏叶兆言先生的铺垫，是漫不经心地修筑堤坝的写法，后来，秀兰成为电影明星，秀兰嫁给剧作家俞鸿，秀兰离开寻花问柳的丈夫，秀兰再谯“伪警察”王可大有些意外地过上南京城里最底层市民的生活，假如没有小说开始不久那一段照相馆里的铺垫，作家赋予秀兰的人生激变，随时都有可能一脚踩空。

曾经的电影明星，后半辈子却成了南京城里最底层的老百姓，住在破旧的矮平方里，靠王可大蹬三轮车的收入艰难度日，秀兰却“对眼下这样的平静日子，有了家有了儿子，倒也能欣然接受”，这种绚烂归于平静的人物设计，要比丽君更动人心弦。出生豪门、两任丈夫一个革命党、一个国民党警察局的头子，差一点成为她第三任丈夫的何为又是汉奸，自己从挥金如土到穷困潦倒，要说《刻骨铭心》中人生最跌宕起伏的，要数丽君。可那是特例。只有秀兰，映射的是普通人群的命运，那真的是挣不脱的命中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