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是在黄昏时分驶入长崎市的，冬日的余晖正慢慢沉入长崎外海，街景因此变得模糊又凄迷。

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格外关注车窗外的城市：少有高楼大厦，阡陌小巷里一栋栋看似杂乱无章组合在一起又特别整洁的民居是长崎市的真面目，一如繁华以外的东京和大阪——1945年，距今已经整整70年，那朵腾空而起的蘑菇云真的已是记忆中的恶之花了吗？你听，导游根本就不打算提一提长崎替罪日本军国主义惨遭原子弹蹂躏的往事，只一味强调，待会儿我们入住的酒店在山上，大家拿行李的时候恐怕要辛苦一点了。也是，我们回家后知不知道原子弹曾经在长崎爆炸过，与他无关；有人投诉他害我们拽拉着行李爬山，倒是要让他费些口舌的。

大巴在长崎的街道上畅行无阻，暮色四合时已经到了上山口，我头一歪，看见一盏射灯打在处理的非常拙朴的路牌上，上面写着：稻佐山。天呐，我们住在世界第三大夜景的最佳观赏处稻佐山上？大巴在慢慢爬行，暗喜在我心里翻腾得快要藏不住了，幸好，我们的酒店只在稻佐山的半山腰——这就到了。

安顿好行李，我走出酒店仰望稻佐山的最高处，不得不轻叹一声：这一次到不了那里了。好在，酒店的六楼平台就是一个观景台。在酒店吃过螃蟹套餐后，我们上到那里，居然，空无一人！那么，一行30人舟车劳顿来到这里为了什么？也好，我们俩可以安谧地享受世界上第三夜景。

极目远眺，万家灯火正鳞次栉比地排列在长崎，这些由长崎民居的窗口透出的灯光在黝黑的天幕上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熠熠闪光的网，煞是好看。仰望天空，月明星不稀，我们甚至找到了北斗七星！说什么我们在城市里看不见星星，是因为光污染过于严重，眼前头顶上的长崎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弥天大谎。

满足而又怅惘地回到房间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匆忙拉开窗帘，一轮红日干干净净地悬挂在窗外，我情不自禁地拍下这轮新鲜的红日随手发到微信朋友圈里，图片说明简单到尽在不言中：早上好，长崎！

意外发生了。一向稳重得吝于辞藻的出版社老总曹老师几乎在第一时间评论一句：远藤周作的城市。登时，我傻愣在窗口看太阳一点一点升起来：日本作家吗？想不到我的心事竟被千里之外的曹老师窥见了，旋即，他再加一句；远藤周作纪念馆在这儿。

我懂了。我们放弃了购物奔远藤周作纪念馆而去。

1923年，远藤周作出生在日本东京的鸭巢。1926年全家随在银行工作的父亲调任到中国大连，1933年父母婚姻破裂10岁的远藤周作随母亲回到日本进入神户一间小学接受教育。幼年远离父亲让远藤周作的成长期格外敏感，当军国主义教育在学校甚嚣尘上时他表现得极为对立，因而被学校判定为“劣等生” ，参加了4次高考才考上庆应大学，又因执意报考文学系让父亲气愤之极，从此与之断绝了父子关系。

1950年，从庆应大学毕业的远藤周作前往法国留学。一个来自东方的留学生，因其长相和做派跟当地人差异很大而被人另眼相待，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敏感的远藤周作却感觉受到了歧视，郁郁寡欢中，他病了，不得不在1953年2月中断留学生涯回国，边在一所大学任教边进行文学创作。

身体并没有因为回国而康复，肺结核这种在1950年代还没有针对性药物的疾病几乎要了远藤周作的命，濒死的那些日子，远藤周作深感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如此感悟在远藤周作康复以后帮助他在创作中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快成为日本上下乃至西方世界公认的日本最出色的作家之一。

既然这位杰出的日本作家的作品已经有了中文译本，我大概是接触过的。只是，何以印象不深？以致去远藤周作纪念馆的路上始终没有想明白，生于东京的作家，他的文学纪念馆为什么要修建在长崎？

坐落在长崎市东出津町77番地的远藤周作文学纪念馆，黑色不规则砖块垒成的矮墙上，钉着一块简朴的横匾，上书“远藤周作文学馆”几个片假名。越过矮墙，横穿一个铺满浅灰色碎石子的院子，就是由连成片的白色小屋组合而成的文学馆了。不懂日语，只能在颇有教堂建筑风格的馆里浏览一下大师的文学成就。那本印着“沉默”二字的著作，突然点化了我：就是这本小说，让长崎市为远藤周作饿文学成就建造了一个永远的家。

16世纪中叶，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将天主教带进日本。陆续有日本人开始信服天主教，获知此消息后，丰臣秀吉担心随着天主教影响的扩大，会对政权产生潜在威胁，就下令清除天主教，这一年，是1587年。德川家康掌管日本政权后，沿用了丰臣秀吉对天主教的政策，1614年，日本驱逐了葡萄牙等国在日本传教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但是，传教士们从来没有放弃将天主教带进日本的可能。《沉默》讲述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一个日本作家怎么会对传教士的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力排众议将其写成一本黑暗、无望、坚韧、苦修的小说的？10岁那年，远藤周作跟随母亲回到日本后就随母亲信了天主教。后来，考大学时屡经挫折、在法国留学感受到的歧视以及备受肺结核折磨等等这些人生的负面情绪，远藤周作都通过天主教得到了慰藉。有一天，远藤周作爬梳起日本天主教的历史并将其写成一部沉郁的小说，应当不是突发奇想。

《沉默》中，在德川家康驱逐葡萄牙等过的传教士后的24年后的1638年，主人公洛特里哥和同伴卡尔倍非不信邪，他们自澳门偷渡进入日本，在长崎登岸，在附近的山区和渔村里穿梭传教。然而，纸包不住火，才几个月后，洛特里哥被捕。德川家康政权派来审问洛特里哥的井上筑后守凶残又诡计多端，他以日本教民的生命相威胁，逼迫洛特里哥放弃信仰。

回家后，我找出《沉默》想体会一下井上筑后守是怎么用日本教民的生命相威胁的，我找到了两个词，“水磔”和“穴吊”。所谓“水磔”，是将人绑在立在海中的十字架上任由海水冲刷，直至身心俱疲衰竭而亡；而“穴吊”则是将受刑者四肢捆绑，吊在洞穴上，耳朵上打了孔，血慢慢流下来，在这种死刑中，肉体的痛苦被尽量放大并延长，受刑者往往要挣扎好几天才会死去。

不远万里来到长崎传教，洛特里哥的本意是给困顿在朝不保夕生活中的农民和渔民带来基督的关怀。当这位传教士看到自己的作为反而让教民生不如死，只好按照德川家康们的旨意踏了绘板，亦即踩踏嵌有基督头像的木板以示自己脱离了天主教。嗣后，洛特里哥被赐名冈田三右卫门，在长崎生活了三十余年。

当我简述谁是远藤周作和我唯一粗读过的他的作品《沉默》时，当时阅读此书的情景开始慢慢重现。

当时，同时阅读的还有沈迦先生的《寻找·苏慧廉》，因自己不是天主教徒，阅读的过程中也会被传教士们不辞辛劳、不畏艰险、不计较生命得失的传教故事深深打动，但是，“何苦来哉”是我与《寻找·苏慧廉》之间的隔阂，同样，也是我与《沉默》之间的隔阂。今次再粗读《沉默》，是的，看上去远藤周作在写一个传教士的故事：“踏绘板”以后，表面上，洛特里哥不再是基督徒，他却一直暗中履行神职，在日本教民之中传播天主教信仰，直至六十四岁病逝——故事到此，基本结束。但是，只有读懂了镶嵌在故事中的这样的话语，才算靠近了远藤周作一小步。这样的话语是“长久以来，我做过太多如《圣人传》上所记的殉教的梦——例如他们的灵魂归天时，天空充满了光辉，天使吹奏喇叭，轰轰烈烈。可是，现在我向您报告的日本信徒的殉教并不是那么的轰轰烈烈，而是如此悲惨，如此这般地充满了痛苦。……海发出阴沉而单调的声音啃蚀着海滩。我在海可怕的寂静背后，感受到的是神的沉默——神对人们的悲哀叹息仍然无动于衷。”这是一个经历过人生顿挫的日本作家、日本天主教徒向基督提出的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多的苦难？上帝没有现身在《沉默》中， 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永恒的问题。远藤周作用上帝的沉默，告诉《沉默》的读者，苦难是人的宿命。

长崎为什么为东京籍的作家修建一座文学馆以纪念他？除了远藤周作的代表作《沉默》所讲述的事件发生在长崎外，我觉得，长崎市这座遭遇过原子弹爆炸的城市认可了沉潜在《沉默》中的题旨：苦难是人的宿命。于是，这座有着世界上第三夜景的美丽城市，会让天空透亮得随时供它的子民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