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家的地址是陈家头958号。

陈家头958号和960号、962号三间房子勾肩搭背成一个整体，被乱七八糟的石块和竹篱笆糊弄成的院子围起来后，三户是家人以外彼此最了解的家庭。

我家在最东头，中间一家姓杨，西头那一家姓沈。

我长到7岁时被父母从外婆家接回来，因为要上小学了嘛。一熟起来，就觉得沈家的房子好不奇怪！

他家的大门跟我家、杨家一样冲着院子朝南，除了这扇门外，他家西面有一扇偏门。凡是后面弄堂里的住家在我家东面的公共给水站用完水后，都会进我们的院子从他家南门进西门出。倒是少走了几步路，可是，沈家的客堂成了公共走道？不可思议。有时候邻居们在给水站拍好的肺头、捋清的猪大肠装在竹篮里借路他家，免不了会滴下几摊秽水，他家从来没人出来呵斥过。

现在，我想这跟沈家的户主态度有关。

沈家的成员结构是一对老夫妻、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1971年我回家时他家的二儿子插队落户去了黑龙江，二女儿在贵州三线工厂，大女儿远嫁长宁的幸福村，家里只有在卷烟厂上班的大儿子和尚在读着中学的小儿子和小女儿，他们家的户主当然是沈老头。

叫他沈老头，是因为在1971年的我的眼里，他真的很老了。个子本来就不高，还有些佝偻。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面孔上，夹着一副让人觉得很重的秀郎架眼镜，终年不是蓝布中山装或灰布衬衫。是，即使是炎炎酷暑，沈老头都是一件灰布长袖衬衫，让我觉得，他真奇怪。

沈老头轻易不说话，但在沈家不怒自威，户主地位不可撼动。

我们三家的房子虽然不是同时建造的，不知怎么的，格局却惊人地相似：进门是客堂间，穿过客堂间进右手边的走廊，左手边是一间小房间。再顺着走廊走下去，是一间大房间，房子也就到底了。客堂和小房间之间嵌着一架窄小的楼梯，顺着楼梯上去，南面一间房北面一间房。

沈老头有推倒客堂与房间之间那堵墙重砌的瘾，我就看见过他家通往房间的走廊忽而左忽而右的，有一次砌墙时非要将半尺见方的小木盒砌进墙里，说是放放香烟火柴拿起来方便。那时，他家的二儿子已被农村推荐到上海中医学院读书，就算小儿子还没有出道没有发言权吧，两个儿子竟拿父亲的“奇思妙想”没有办法，那以后，邻居们都笑他家墙里有一个小壁橱。不过，没过多久那堵墙又拆了，变成用苇席替代的隔断。

大人们都说沈老头犟小事不管大事。大女儿回家探亲，把师傅也带了回来。师傅一口上海话，原来也是支内去的贵州，那么他在上海有家吧？可是，随徒弟回家后，就住在了沈家，那么好，关于他们师徒的男女关系传得沸沸扬扬，以致我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再看那师傅，獐头鼠目。邻里之间，他家的二女儿已然成了破鞋，沈老头却不闻不问。有一天我从学校早退回家，撞见一群女人聚在我家客堂里说话，一个个脸涨得红红的。看见我，我妈一愣，呵斥：“回房间去。”我脚步很重地走远又惦着脚尖回来躲在走廊里，听见女人们说什么沈老头自己就不检点，半夜起来小便非要老婆给他端着痰盂。小女儿跟大女婿躺在一张床上聊天，他也不管……听女人们这么一说，再去沈家，恰好大女儿一家回娘家，我会注意观察，有一次我真的看见他家的大女婿和小女儿躺在楼下小房间里的大床上聊天。我紧张了好几天：万一怀孕了怎么办？

不过，我倒是蛮喜欢沈老头的。在一个10岁女孩的眼里，沈老头很老，其实，他并不老，还没从江浦路上的体育场退休呢，所以，每到夏天，他会拿一些游泳池的票子回家分送给我们，我们真是乐坏了，8分钱一张游泳票，在那时肯定是高消费啊，虽然，游泳池的四壁都是粗粝的水泥抹成的，我不知道被那水泥四壁擦破过多少次皮肤。体育场旁边有一家综合食品商店，沈老头跟他们熟，总能买到点心碎屑。那个年头，一个菊花饼、一个椒盐饼通常要5分钱，哪里是我们能经常吃的？但点心碎屑就便宜了，好像是2毛钱一斤，当然是印糕、香糕这种没有油水的点心碎屑，抵饱但口感差。还有一种点心碎屑是卖完油枣、葱油饼干、蝴蝶酥剩下的，舀两勺放在小碗里用开水一冲，香气扑鼻，味道也很棒，就是要贵一点，像是3毛钱一斤。那时，点心碎屑是紧俏商品，价格便宜还不要粮票，但沈老头在综合食品商店里有熟人。每回买到无油或有油的点心碎屑，他都会分一点给我家和杨家一点，他说，给孩子吃。

沈老头每回烧红烧肉，必定糊锅，渐渐地，糊了的红烧肉成了沈老头的招牌。只要闻到红烧肉的焦香味，我们几个小孩就会奔走相告：沈老头的肉又糊啦！稍大一点，我学会了观察，发现他只要一烧红烧肉，将锅放在炉子上后就一头沉到书或者棋局里，全然忘记他家的炉子上正咕嘟着一锅那时很难得的红烧肉呢。

我读初中的时候，沈老头病故，尸体在他家的客堂里停放了好几天。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见躺在铺板上的尸体，奇怪的是，我一点都不害怕。当时，正夜半苦读准备考高中呢，突然想到瘦小好玩的沈老头走了，就起身去他家看看，所谓的守夜人已经玩扑克玩得忘乎所以了，只有沈老头孤独地挺在铺板上，脚底下的长明油灯忽闪忽闪的。我绕着沈老头转了一圈。心想：这就是死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