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名山僧占多”，有山的地方就有僧人，有了僧人自然也就有了寺院。每当我们游山玩水之时，总能在山腰或山顶发现一处寺院，避无可避。任我行老先生都说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往哪儿躲。同样的，有山的地方就有寺院，你往哪儿逃。

     非是我对寺院本身有多大意见，更不敢提对佛祖有多大不敬。想当年我也是逢寺便进、遇佛便拜的虔诚人，实在的现在的寺院让人大倒胃口。

     就拿上次所去京郊红螺寺而言，倒也是碧竹掩映，有几分“竹林精舍”的味道，更还有座五百罗汉雕塑园说是国内惟一，可偏偏这两处的设计者一定是多米诺骨牌的狂热爱好者，要不然断不会把竹林还有雕像全按多米诺骨牌那样排列。至于雕像，实在是提不上个“像“字，如果真要形容它的话，只能说“那个就是那个”，别的是一句也提不上的。倒是观音庵门前不时飞过的鸽子，让人想起无数次出现在吴宇森电影中的鸽子在教堂中飞行的这一场景。寺院门前也如国内大多数寺院一样——钟，言明：撞一下一元钱。寺内也必有游人，大嚼火腿及鸡爪。失望是谈不上的，因为进得寺院太多，也见得太多。

     要说现在的寺院惟一让我不解的地方就是：僧人们都去哪了。寺院里没有了僧人在我看来是件了不得、不得了的事。就如同学校里没有了学生、工厂里没有了工人。那是不能称为学校、工厂的，只能被称作“废墟”。寺院也是如此，被释迦牟尼称为三宝之一的僧宝——那些僧人们都不见了踪影，只留着空空的寺院，任着佛祖及众菩萨受着那劣质香火的烤灼，任着清凉境界被喧哗及嘈杂吞噬，这该是一件多么说不通的事情？

     我只在九华还有五台见过僧人们，难不成所有的僧人们都去那了？要说文革时勒令僧人们都还俗了，可后来也拨乱反正了啊，总不能走得一干二净吧？

     说后继无人，也不对呀。前两天还在电视里见着一位一向打扮就颇为俗艳的女明星，张着血盆大口，用无比虔诚的声音说道：“那一刻，我悟了！”看，连她都悟了，想来看破世情、看破红尘，断了六欲，绝了七情的人也绝不在少数，后援问题是不用愁的。

     怕僧人们妨碍游人们的游览兴致？也不对。九华和五台也是有僧人的，可他们对游人的种种作为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或沉默对之的，怎么会影响得了游兴甚浓的人们？

     我如Pete Seeger发出“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的感叹一样，也有了“where have all the monks gone”的疑问。

     他们到底去哪了呢？我是这样想的：

     古时，人们修筑寺院，一来是为了能在一起修行，相互监督、启发；二来是为了能躲避这喧嚣的尘世，才在山上筑寺，讨一清净。那时，香客也是有的，名气大的寺院，香火也能称得上是鼎盛，可那时的香客断不会拎着猪手鸡爪，在寺院里猜拳行令，弄得一片乌烟瘴气。清凉界可称得上是真清凉界。

     如今，这避世之地也早已无地可避，尤其是到那灾难性的黄金周来临之时，可说是疯游客狂拥山门。我想，面对这狂拥而来，大呼小叫，携妻带子、拖家带口、猜拳行令、狂吃猛嚼的人潮，一向不问世事的僧众们一定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了。赶走这不请自来的瘟疫，僧人们是不敢也不能，顺应他们，又是自断修行路。面对这抉择，一部分僧人们选择了留下，选择了坚守；一部分也留了下来，只不过顺应这无情的潮流，放弃了信仰。而另一部分僧人呢，他们选择了离开，回到这浊世中去。

     为什么不回去呢？既然这避世之地已与尘世一样甚至更为污浊，真的是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何况，维摩诘也早已为在家修行树立了榜样，他能做到身居富贵而在家修行，潜心向佛，就说明修行不必去国离家、避世潜修。既然已避无可避，为什么不能追慕先贤？也许这也是条修行的道路。我想，那应该是个夜晚，一干僧众告别离守的师兄师弟，背着行囊，投背这浊世洪流了。至于是能如先贤一样得成正果还是被这乱世的铜炉所溶化，那就看个人的造化了。离去的僧众们偶一回头，禅院中的灯火还在黑暗中摇曳。也许你我身边某一位熟悉的人，在他也快遗忘的过去，曾是位青灯木鱼相伴的苦行僧人。

     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因为我对这世界还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