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串歪斜的脚印——我的文学批评小史

韩按:山西省作家协会文学批评委员会主委段崇轩先生,组织出版一本《山西文学批评家自述》,我也名列其中,写了这篇自述。书已由三晋出版社出版。现将我的这篇贴在这儿。共三节,一万二千字。先贴出第一节。
题名中嵌入“歪斜”二字,不是人前撤娇,故作稚嫩,实在喜欢这两个字的本义。回顾我在文学批评这条路上走过的身影(假若一个人可以在多年之后,看到自己当初的身姿的话),踉踉跄跄,歪歪斜斜,实在是最好的描述。如果说,这还只是比喻,若与正统的批评路子相比,歪邪二字就不是比喻,而是实指了。
写作之初,我给自己定下了两个禁忌,一是不写诗,二是不写评论文章。不写诗,是我觉得,旧诗都让古人写尽了,新诗根本就不是诗,只有天才才能写得了新诗,我是地才,还是不要沾这个边为好。评论文章,怕是从那个时代的“大批判文章”得下的印象,觉得这活儿,就不是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应当干的。理论是灰色的,评论也不会多么光亮。
写诗的禁忌,至今没有破除,而不写评论文章的禁忌,很快就破除了。
1980年春夏间,曾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第五期”的学习,这个所,后来改名为鲁迅文学院;我们这个第五期,是延续五十年代“中央文学研究所”的顺序排下来的,实则是新时期的第一期。学员三十一二名,除了我这样的平庸之辈外,多是全国文学界的青年才俊。那几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获得者,是个很高的名头,我们这一期学员里头,首届获奖者就很有几位。其中一位叫刘富道的,跟我很要好。他的获奖作品是《眼镜》,隔了一年,又以《南湖月》获同一奖项。
1982年春天,我的一篇小说获得一个小奖,去广州领奖返回路过武汉,舍弃卧铺票,下车去看望富道。闲谈中,说起眼下的文学评论,都感叹跟不上创作的趟儿。他说有人写过评他小说的文章,评价不低,却不得要领,搔不到痒处,更让人难受。我说,我来写一篇试试。你能写得了?这话他当时肯定没有说,那不是他的风格,而他细眯眯的小眼,把什么都说了,我不会看不出来。只是约定了一个时限,说他的短篇小说集子,已编起送出版社,很快就会出来,待出来后寄我再写不迟。
那时我已离开汾西县中学,去了汾西县城关公社挂职深入生活。到了秋天,他的集子出来了,又寄来几篇新发表的小说,我便据以写了篇八九千字的评论文章。题名为《心中唱着一支妙曲——刘富道的小说艺术》。
给谁家呢?那两三年,心气高得很,觉得中国的文学刊物,哪儿会不认韩某人的文章,正好我的短篇小说集子,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学评论》的杨世伟先生曾写过评论文章,便寄给了杨先生。
这一宝,还真押对了。《文学评论》1983年第一期全文刊出。编后记里,还夸了两句,说作家写的评论,如何鲜活生动。实际上,这篇文章,有些散漫,不像个评论,倒像篇读书随笔。只能说结构还有章法,文辞也还讲究。该有气势的地方,一点也不示人以弱。比如开头几句,是这样的:“富道兄将他的集子寄给我,仅仅是出于情谊,并非要我写点什么。他知道,我是从不写什么评论文章的。同样,仅仅是出于情谊,我将他的集子细细看了一遍,看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要写点什么:我比他更知道自己,我从未写过评论别人的作品的文章。但是现在,我却不能不写点什么。”明眼人一眼就知道,这是谁的文风,若还看不出来,将最后一句里的“但是”改为“然而”,脑子里马上就会闪出一个“鲁”字来。若还看不出来,我只有感叹你的纯洁与无知了。
这还只是开头,正文里,竟有我与刘富道的对话。说是鲜活生动,倒也不假,不敢说句句见机智,处处显才华,总是能见能显的地方,绝不会轻易放过。比如那个篇名,就是由误听而来。在武汉,富道跟我聊天,说他每写一篇小说,必定“心中藏着一个妙处”,相当于说,他写小说时,必有一个包袱在那儿兜着,到了最后才抖开。他那湖北口音,我听来竟是“心中唱着一支妙曲”,后来是弄清了,可我觉得,还是误听了的句子更有意趣。一个作家写作时,心里老在唱着一支妙曲,笔下该是如何的轻盈灵动,人物该是如何的顾盼多姿。
那几年,作家写文学评论的很少,要写,也多在一些文学类报刊上登载,像我这样,长篇大论且登在《文学评论》上的,少之又少。
真正奠定了我在文学评论上的一点声名的,是过了两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评贾平凹小说的文章。
1984年秋天,承几位老作家的美意,调我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名分是专业作家,先做的是创办《黄河》杂志。为了约稿,跟贾平凹先生有过联系,他那时势头正好,中篇小说,一篇接一篇,几乎篇篇都获好评。未必是让我为他写评论文章,极有可能只是同道间的一种切磋,知道我已看过他的什么,又寄来几篇我没有看过的。那时我刚安下家,事儿不多,也就全看了。看了这么多作品,不写点什么,总觉得亏了,于是便写了篇一万多字的评论文章,名为《且化浓墨写春山——漫评贾平凹的中篇近作》,仍寄《文学评论》,很快又发表了。
这次的文章,不那么散漫了,有了整体的考虑,也有了批评的意识。觉得光说好话,显得品位太低了,机警俏皮,也只能说是小焉者之道。切实的剖析,中肯的指谬,才是评论文章的正途,也才能显出自己身手的不凡。我采用的办法是,好处要说足,不好处也要说足,绝不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看了贾氏的几个中篇,能感到,既有独特的风格,又有同共的局限,这就是故事的模式化,人物的类型化。关于前者,我是这样说的:“读他的几个中篇,总感到是一个味儿:商州山地的一种或几种古老的风俗,当前农村一种或几种致富门路,旷男怨女之间的一场或几场感情纠葛。难得的是,他能为文造情,写得那么洒脱,那么兴致勃勃。”关于后者,是这样说的:“或许是个人气质的原因吧,平凹作品中的女人都是情种,男人都是些谦谦君子,即使事业上百折不挠,在女人面前都总是那么木讷和腼腆。”
几个中篇里,我最喜欢的是《天狗》,对此篇的评价也就特别的高。
天狗是作品中一个木匠的名字,像作者其他几个中篇的男主角一样,也是个木讷腼腆而心里透亮的人物,暗恋着已不年轻,却异常温柔体贴的师娘。师娘待他,总像没有成人的人,一只小狗,而他,也就圆满着师娘的看法,装出一脸混混沌沌天地不醒的憨相。待师傅受伤后,他娶下了带夫改嫁的师娘。
在这篇作品里,平凹将他善于写农村年轻女性的本事,发挥到了极致。我的赞赏,也到了挥霍的程度。在分析了天狗的心理之后,说到师娘:“这是怎样的一个精灵哟!年近四十却有着少女的纯情,感情细腻真挚又绝无半点的轻浮。是日落前的最后一抹晚霞,是月上东山后的最初一片迷人的清辉。‘乞月’一节,写尽了她的俏丽与温存。她的‘声调是那么的柔润,从天狗的心上电一般酥酥通过’”。末后说:“《天狗》虽未脱风俗、致富、儿女情的老套,但布局疏朗,不枝不蔓,通篇又缭绕着凄惋幽怨的情思,达到了一种高雅的艺术境界,也可说是已臻思想的高度。”
接连在《文学评论》上发了两篇评论长文,一时间我写评论的声名,似乎盖过了我的那些平庸的小说。好些文学界的朋友,或是直白相告,要我为他写篇文章,或是意意思思地表达,是否也来上一篇?我呢,那些年也真是海纳百川,气冲霄汉,只要说出口而又时间允许,莫不有求必应,有应必佳。且还是不写则已,写则必长。不必做什么精确的统计了,光收入《韩石山文学评论集》里,写山西作家的评论文章,就有评锺道新的《聪明的小说家》,评李锐的《沉下去的与升上去的》,评权文学的《在艺术的山凹里》,评田东照的《他超越了自己》,评孙涛的《纷纭的人生图景》,评崔巍的《黄土地上的执著》。当然,不全是本省作家的,一有机会,还要评一些全国名家,比如评王蒙的《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评林斤澜的《明日来寻都是诗》,评蒋子龙的《〈阴差阳错〉的文化意识》。
到了1989年,编企业家的传略赚了几个钱,做什么呢,总不能老揣在怀里吧,便拿出一部分,出了本文学评论集。是刘富道联系长江文艺出版社办成的,顺便请他写了篇序。说是顺便,也是真心的请求,他的文章之好,是我素所敬重的。商议书名的时候,我想了这个想了那个,富道说,干脆就叫《韩石山文学评论集》吧,又气派又醒目。我说,敢吗?富道说,有什么不敢的,你这么做了,别人也就这么认了,要不,你想在文学评论上出人头地,还不知等到哪一辈子。一想也是,像我样档次的作家,等着出版社找来,嵌上姓名出本文学评论集子,是这辈子都不敢指望的事。
那几年,出版社做事也还认真,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领导,专门派人来太原监印。
1989年5月,大红封面,带点现代派设计风格的《韩石山文学评论集》出版了。
这一阶段,可说是我从事文学批评的起步期。很有点像农村青年,想当个木匠,只能是先给亲戚家做个凳子,给邻居家做个柜子,练练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