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为朋友写了篇书评,请各位批评指正

              历史：潜行在细枝末节里

                                    韩石山

　　退却，还是进取？我是说，一个以写现实题材小说起家的作家，转而从事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与叙述，如赵柏田先生撰写《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这样的书。空间的拓展，思绪的飞扬，平日生活积累的妥贴安置，在在都给了我们的作家一种叙述的方便。先是文笔的自如旷达，继而是艺术的臻于完善。再是天才的作家，也得找到一种最适合你的艺术形式，你的天才才能有所激发，有所凭借。更有甚者，便是文体的创造。纵是草创，怕任谁也得承认，柏田先生的转型，绝非怯懦的退却，乃是大胆的进取。

　　书名《历史碎影》，是从选取的材料上说的，所写的，确也是些片段，有时甚至是一个剖面。然而，因为所选取的人物，都有相当的历史功绩与社会影响，这些片段与剖面，也就赋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真实的历史就潜行在这些细枝末节里”（244页）。这是就作者一面说的，在我们读者这面，情形又自不同。这一个个的片段，一个个的细枝末节，如同一块块磴石，我们踩踏着，跳跃着，可以疾行如飞地渡过湍急的历史的河流。又如同一个个路标，依其指示，眺目远望，能看到深邃的天际，历史的云烟。更像是一些远去的，倒映在历史的长河里的，被浪纹摇碎了身影，飘忽，摇曳，然而，空间的暌违，时间的冲刷，反而使他们的容颜更为清晰，个性更为鲜明，也更易为今世的人们所认知，揉成一种亲切的认同。

　　这一切，全赖了作者细腻而又跳踉的文笔，那样的文采斐然，又那样的激情饱满，那样的气韵生动，又那样的富有蕴含。每写一个人物，作者似乎都有亲身的勘察，出生的房子是怎样的布局，行走的路线是怎样的起始，与亲友的关系是怎样的微妙，与其时的政局是怎样的纠葛。非独此也，他的行文，一种纯正而又黏热的叙述，还掺杂着时代的变革，他物的比照。即如说到邵洵美六岁那年，跟表姐盛佩玉开始了两小无猜的相恋：

　　六岁那年，和民国元年的新版《国文教科书》一起到来的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女性。她叫盛佩玉，长他一岁，因出生在茶花盛开之际，小名又叫茶。

　　它隐含的意思是，这年邵洵美上学了，读的课本叫《国文教科书》，也就在这一年，他和长他一岁的表姐蒙蒙懂懂地相恋了。再如，说到邵洵美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邵洵美是坐“雨果·斯汀丝”号邮轮赴欧洲的，随身带了一架老古董的牛门牌相机……欧游到了第四个年头，邵公子像享利·詹姆斯笔下的那个可笑的信使一样不思家园。

　　这些文句，最能见出作者叙事的磁实轻省，学识的通达圆润。在中国作家里，这是一个稀罕的品种。激烈，深沉，痛苦，厚重，什么难受的本事我们都有，没有的也是一学就会，唯有飘逸，轻松，幽默，风雅，这些西方文化里，看似轻慢实则高贵的东西，我们却采取排拒的态度，想学的也是一学就走样，再学就出洋相。

最可贵的，还是作者的见识，该叫史识，一种才气与学识的结晶。不仅对他笔下的人物，都有沉潜的研究，就是对那些稍稍涉及，甚至一笔带过的人物和事件，也有自己独到的体味。比如说到鲁迅：

　　1933年，鲁迅到上海已经住了六个年头了。他租住在虹口大陆新村一幢三层的楼房里，不再写《阿Q正传》和《伤逝》这些小说，可是手里的一支笔还是有力地牵引着读者的视线。他自嘲着，但也愤怒着，对世态炎凉和民族痼疾的愤怒夹杂着自己私人的愤怒，公私合营，构成了鲁迅那一时期毫不宽恕的性格。

　　这样一段话，其对鲁迅的理解，胜似“鲁研界”多少篇大而不当的论文！而这样机警又肯綮的话语，在整部书中，可说比比皆是，俯拾即得。因此上，在读的过程中，我不期然地想到，这哪是什么历史人物的碎影，分明是一条清澈的河流，河床里撒满了耀眼的金屑，在缓缓的水流中熠熠生辉。

　　当然，缺憾也不是没有。仍以写邵洵美的一篇为例。说到邵与徐志摩的关系时，有这样的话：“梦中，徐的手指好几次点到了他的鼻子上，就像在剑桥一起同学时一样。”徐是1922年离开英国回国的，邵是1923年冬赴英留学的，两人不可能同学。两人是否有在国外的交往呢，还是有的，1925年春徐赴欧洲看望泰戈尔时，两人曾在巴黎见过一面，据史料记载，曾有一小时的谈话。再如说到新月书店，“于是南来的胡适、徐志摩等与上海的邵洵美在上海开始擘划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月刊”，说者言之凿凿，实则与史实多有乖离。一，新月中人，多系南来，恰恰胡徐二人不是，胡是从英国经日本回国，滞留上海；徐是1926年秋天婚后回到故乡硖石，1927年北伐战争推进到浙江，地方不靖，避难逃到上海的。据我的推勘，所以会有这样的缺憾，怕是作者所依据的邵氏夫人所写的那本《盛佩玉的回忆》，而非严格的邵氏传记资料。

　　虽是进取途中的难免，由此也便想到了这一文体的品格。是历史题材的叙事小说，还是小说笔法的历史叙事，抑或如作者所说，是日常视野中的历史叙事？非关高下，非关文野，乃是一种品质的抉择。若是前者，再是饶舌的人，也请免开尊口，若是后者，那就应当也必须是，对历史真实的准确把握，不管是别有会心的研究所得，还是广有所据的精心铺排。每一种新的文体的试验，都有它严格的界限，虽是自立法度，也不可轻易逾越。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慎始而善终者，必成大器。就这种历史叙事文体而言，准确的把握，确凿的情节，是它辉煌的前程，凭空的虚构，勉强的牵扯，只会是它赴死的歧途。稍一偏仄，成了历史小说，即便能赢得一时的喝彩，也了无足观。道理嘛，不必多言，对于凡俗的读众而言，这样大体真实的人物与事件，难以填满他们欲望的沟壑，对于高雅的读众而言，这样琐细而未必真实的叙事，谁个敢信？

　　柏田先生是聪明人，见识当在我这样的村儒之上，如此絮叨，绝非苛责，恰是期望甚切之故也。

　　　　　　　　　　　　　　　　　　　　　　　2007年6月5日潺湲室

　　　　　　　　[本文已刊2007年6月20日《中华读书周报》第九版“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