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则，你做到了吗？

韩石山按：这是我最近写给山西一位女作者的信。原文刊《山西文学》第七期“主编信箱”栏。文中，我提出了中国作家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为文必中当世之过”。这可不是我说的，我没这么高的水平，这是苏东坡他爸爸苏洵老先生说的。苏轼正是遵循了他老爸的这一教导才成为一位旷世的文学大家。苏轼那么多话，我最喜欢的是这样一句，他问身边的人，他的大腹里是什么东东，有人说是文章，有人说是才华，只有他的宠妾朝云说：是一肚子牢骚。他自己则说，他的一个念头，就可以判两年流刑。也就是说，还不用写文章，只要他转一下念头，就应当分开判处两年流刑，即发配到最少一千里外的地方，待上两年。当今的文章大家们，拿上放大镜去看，谁的文章里有自许可以判多少年流刑的东西？文人为文，不中当世之过，就是佞臣，就是弄臣。只有“必中当世之过”的，才是谏臣，才是忠臣。这样的人，当道才会真正喜欢。这样的人，才是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负责。如果是中共党员，才是对党的事业负责，比如在下。

《山西文学》上的题名： 闪失不起了

韩老师：

小吴这次发来的您的序言我看到了，谢谢您给我的夸奖，真有点不敢当。这几年我在写散文上，有过困惑，有过追求，困惑时也曾勉励自己不要从俗，追求时也曾疑惑这样的追求有没有价值。几分自信，几分自卑，缠绕在一起，让我不得安宁。你肯定了我的追求，祛除了我的困惑，真的，谢谢你。我相信你的学识与判断，也相信你的真诚，按你的指点去做，不会有什么闪失。写作二十余年，我已闪失不起了。请相信我，还会写出让自己满意，也让别人满意的作品的。此致敬礼！
　　　　　　　　　                  徐小兰  2006年5月22日

小兰方家：

编六期稿时，曾想到将这篇序，也溶入那篇《惟一没有试过的新办法》。当时还没写出，看法是已有了。写不是难事，有一个上午就行了。只是想到，你比她们几个大些，更为成熟，也就没有这样做。

你的散文，过去看过一些，不多，感觉不是很好，只能说还有才情，是个会写文章的人。但你注重的多是身边的琐事，一己的情感，实在说，这样的散文，我是看不上眼的。这样的事，这样的情，不是不可以写，但总要知道，生于当今之世，为文要有更远大的宗旨。你说到我的见识与判断，算你说对了。论知识，我肯定不及当今的饱学之士，论判断也不及当今的仕宦之人，但我有自己的长处，就是读书多，尤其是读旧书多。从古到今，人的聪明都差不多，所不同者，是时代的差别，术业的异途。文学艺术上，更是这样。古人言辞简略，更易一语中的。前些年学界讨论人文精神，我总觉得，一句“文死谏，武死战”，就说透了这个道理。死者，极致也，生死以赴也，谏者，进言也，规过也。再如写文章，苏老泉（苏轼之父）有一句话说的最是精辞：“为文必中当世之过。”这才是文人的良知，这才是文人的担当。若不这样，岂不成了弄臣？弄臣并不可鄙，只是既当弄臣，又何必读圣贤之书？文文山临死前说过：“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或有不同”，这不同就在于真正的文人，为文行事应当有自己的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降线以求。

我真正注意到你的须眉之气的，是你写了应命文章《水的记忆》，因为去农村走了一趟，见到许多龌龊之事，心有不平，随即又写了那篇《不能不说的疼痛》，尽情揭露，绝不掩饰。那篇《无坟之鬼》，也让我那肃然起敬。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敢这样揭示自己的尴尬的处境，和心灵的熬煎，这要怎样的勇气啊。然而，最让我佩服的还是那篇《父亲再婚》。一个是你的父亲，一个是你的弟弟，你对他们的情与恨，能写的那样的痛快淋漓，纤毫无遗，这是怎样的大智大勇，大悲大爱。这样的文章，绝不能看作一家之私，一己之愤，没有对民族文化的痛苦感知，没有对当今人性的深切体认，这样的文字，是连一行也写不出来的。我的认识或许有褊狭，但我相信，就是到了二十五世纪，这也是真正的为文之道，为人之道，这也是真正的文人的本分，真正的文人的担当。

看了这几篇文章，你不知我有多么高兴，不管怎么说，在山西，终于有了这样的女作家！再加上我在《惟一没有试过的新办法》里提到的几个更年轻的女作家，看来山西的文学创作真要有一番新气象了。你不知道，作为一个老编辑，我是多么的兴奋，说是欢欣鼓舞也不为过。而且，还有一重原故，你是我的老乡，我也为家乡高兴——那块虽说古老却总也让我敬爱不起来的河东大地！

《父亲再婚》一篇，既未发表过，可否在《山西文学》发一下？题名不甚好，还是用《不能不说的疼痛》，书中此篇可另起一名。若同意，就发七期吧。

                                   韩石山2006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