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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君为文莫夸富

韩石山

　　打开中国文学史，满眼是一片唏唏嘘嘘的叹穷声，不管是真穷还是假穷，都在一个声的叹穷。最有名的该是清代大诗人黄仲则了，他那两句“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不知赚得多少人的两行清泪。
      此中原委，不难索解。
      “文穷而后工”，已成了一句人人耳熟能详的老话，这里的穷，有两重意义，一是穷富的穷，一是穷达的穷，两相比较，后一重意思更多些。实际上，这两重意思也是相关联的，通常说，过去的文人学子，不达也就不会太富，至少也得达过才有致富的根基。
      历代诗人中，像黄仲则那样穷到客死异乡的，也实在不多。所以穷到这步田地，正是因了仕途的坎坷，际遇的蹭蹬。纵然如此，他叹息的那种穷，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穷，还是有很大区别的。1980年代中期，黄仲则的后人编过一本《黄仲则研究资料》，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前面配有多幅墨迹，其中就有其后人绘制的《黄仲则两当轩印象图》，那轩敞的房舍，宽大的院落，怕就不是一般文士能够居住的。
    或许正是怕读者误解吧，郭绍虞先生在为《黄仲则研究资料》所作的序里，引用了“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两句诗之后，特意说明，“好像诗人生活变得不堪设想，连衣食都发生问题了。其实诗人游览名胜古迹，哪能没有游资；诗人交游很广，未必全无资助。总之，就当时所谓文士而言，其所谓穷，只是对达而言，啼饥号寒，不过是一时现象，毕竟还与一般寒士有别。”
    再就是，穷和不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感觉，像曹雪芹那样“举家食粥酒常赊”是穷，而像李商隐那样“南朝禁脔无人近，瘦尽琼枝咏四愁”，又何尝不是一种穷。说白了，这一切的穷，都是为了末后的那个“工”。若代代相传“文富而后工”，如同“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一样成为世人通识，我们的文学史上，怕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好比大款们见了面，人人争着夸自己的富有，岂能让那些大贪官独占了鳌头？
    韩愈说过：“愁苦之言易好，欢愉之辞难工”，算是把此中的道理说透了。文人雅士们，仅仅为了把“言”也即是文章写得“工”，也得找到那个“愁苦”的感觉，而通常意义上的愁苦，来得最快的，莫过于知道自己是个“穷人”。本来就是，自可细细体味，万一不是呢，跟更富的人一比，立马就可以悲从中来，即或没有，也不妨“为赋新词强说穷”。人生不过是一篇大文章，怎么写得好就怎么写。再就是，没有人会拿一篇文章做为评判是否达到小康的标准。
      这些，都是从文艺创作的规律上说的，往深里说，叹穷，也正是一个作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无论什么社会里，都是穷人多些，富人少些，同情穷人，鄙薄富人，乃天经地义的事理。这几年，常在一些报刊上，看到一些作家表白自己怎样富有，喝的什么，吃的什么，常逛什么高级商场，还有的津津乐道自己过去是什么官，而今又是什么待遇，不愁出书，随意出国。凡此种种，我相信都是实情，然而，实情也不是桩桩可为外人道的，学术与道德的双重规范，先就不容许你这样夸富。退一步说，你那点富，别说跟历朝历代的大文人们比了，就是跟“九月衣裳未剪裁”的黄仲则相比，怕还差一大截子，你有人家那么精美而又宽敞的院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