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12日在南非的德班召开的第13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一位11岁的感染者在大会上发言。表露了他的心声。他是战斗在艾滋病第一线的战士，这个发言对当时的南非政府的艾滋病政策提出了挑战，并号召千百万人，起来和艾滋病展开斗争。他死于2001年6月1日。这个发言是他留下的一份遗产。

  “嗨，我叫恩克西 约翰逊，住在南非约翰内司堡，今年11岁全身长满艾滋病毒，我从出生就感染了艾滋病毒。

  当我两岁的时候，我就生活在艾滋病救助中心，这是专门为HIV/AIDS感染者建立的。我母亲当然也是感染者，她不敢把我留在身边，因为，她住的社区如果知道妈妈和我都是感染者他们会把我们都赶出社区。

  我深知妈妈是爱我的，如果可能她会去看我。由于没有资助不久这个中心就关门了。这个中心的主任，我的寄养妈妈盖勒 约翰逊收养了我。平时在周末她常把我带到家里。在理事会上她说，她可以收养我。从那时至今我已经和她共同生活8年了。她教我知道如何被感染，以及如何小心对待我的血液。如果我摔倒了，割破流血了，我必须小心地盖住伤口，去找大人帮我清理伤口，再用橡皮膏把伤口包住。

  我知道，我的血液对其他人来说是唯一的危险，如果他的伤口接触到我的血液的话。这是其他人和我接触时，需要特别小心的时候。

  在1997年我妈妈盖勒去到麦勒帕克小学，她必须填写一份入学登记表，其中有一条是：“你的孩子患有任何疾病吗？”妈妈填写“艾滋病”。

  我妈妈和我总是坦诚地承认我患有艾滋病。然后，妈妈就一直等待我入学的通知，并打电话给学校，学校的回答是你等着吧，我们会通知你。学校召开了教师和家长的会议，结果是一半同意一半反对。

  然后，在我大哥结婚的那天，媒体发现关于我上学的问题。似乎没有人知道如何做，因为我是一个感染者。在学校中召开了教师和家长有关艾滋病的工作坊上，教会他们不要害怕感染艾滋病的小孩。我现在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有了政策，允许所有感染了HIV的孩子去上学，并不被歧视。

  就是在我开始上学的那一年，我的生母去世了。她在去纽卡斯托度假时死在睡梦中。当我接到我姨的电话时，我姨对我说：“请让盖勒接电话好吗。”盖勒妈妈几乎立即把噩耗告诉了我，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盖勒妈妈带我去参加了妈妈的葬礼。我看见妈妈静静地躺在棺材中，安详地闭上了双眼，我看见了下葬和培土。外祖母痛苦地送走了她的女儿。

  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我从未见过也从不知道我还有个父亲。相逢使他很不高兴，我自己琢磨他为什么抛弃妈妈和我？这时，有些人问盖勒妈妈，谁来照顾我的妹妹，妈妈回答，去问她的爸爸。

  自从参加完妈妈的葬礼，我总是想念妈妈，我多么希望她能和我在一起啊。我相信妈妈现在天堂，在注视着我。妈妈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我痛恨艾滋病因为它使我重病缠身，我还感到非常痛苦，因为好多孩子染上了艾滋病并在痛苦中挣扎。我希望政府应该给妊娠的HIV阳性的母亲发放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以控制病毒传播给无辜的孩子。婴儿的死亡是非常快的，我见到过一个被遗弃的婴儿，他的名字叫米奇，他来到我们家时，呼吸困难，不能吃东西。他病的非常重，盖勒妈妈不得不打电话给福利机构让他住院，结果他死了。然而，他是那么漂亮的小孩，政府应该做些事情来挽救这些孩子。

  我是在我很小年龄时与我生母分开的。因为，我和妈妈都是HIV阳性。盖勒妈妈和我都希望能建立一个收容HIV阳性母亲和孩子的福利院。我非常高兴并骄傲地宣布第一所恩克西天堂福利院已于去年开院了。我们收容了10个妈妈和15个孩子。盖勒妈妈和我希望在明年底之前能够建立5所恩克西福利院。因为，有很多HIV阳性的妈妈希望和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她们不再被母子分开，让她们生活在一起，相爱在一起，有爱的陪伴可以活的更长久。

  当我长大的时候，我要给更多的人宣讲预防艾滋病。如果盖勒妈妈让我做，我将走遍全国。我要让人们都知道艾滋病。要让人们关爱自己，尊重艾滋病人。要知道，与HIV/AISD感染者的一般接触，拥抱、接吻、握手是不会传染的。

  关爱我们，尊重我们。我们也是人，是正常的人。我们有手，我们有脚，我们能说，我们能走，我们和其他人有同样的需求。不要害怕我们，远离我们。我们是同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