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釉里红，在工艺流程上和青花瓷几乎完全相同，区别仅在于釉里红瓷用铜作呈色剂，青花瓷用钴作呈色剂。从装饰方法和绘画纹样看，釉里红瓷和青花瓷也几乎完全相同。元代中后期，在青花瓷渐渐成熟的同时，釉里红瓷工艺也有进步。由于釉里红瓷对烧制温度和窑中气氛要求严格，大多数元代釉里红瓷偏黑灰，红艳者很少。且元代釉里红瓷器装饰方法，是线绘装饰法较少，易见的是釉里红拔白和釉里红涂绘，产量也稀少。

釉里红的真正成熟是在明初洪武年间，铜红料的使用及釉里红器的烧制技术都比较成熟，从原料、制作成型、绘画装饰到烧制工艺都有突破，釉里红线绘装饰多了。当时，釉里红工艺的进步是由官窑来完成的。

官窑性质。在君主专制的封建体制中，许多物质都被赋予一定的意义。如，黄色是皇室象征。明清时，黄釉瓷成为宫廷专用瓷，严禁民间使用，只限于官窑生产。明初，将红色定为皇室专用色之一，明初釉里红也仅限于官窑生产。这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认识：

（一）明初礼制对釉里红生产的限制

明代初，制定了详尽的礼仪制度，对日用物、服饰等都作严格规定，君臣有别，上下分等级，不可逾越。

从器物材料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公布的居室器用制度规定，酒具自君王至庶民分别使用金、银、锡、磁（瓷）、漆等材料制作。明初宫廷仍沿承元代旧制，日用器皿多见金银器，但大件器物仍用瓷器。因此迄今我们所见洪武官窑瓷以大碗、大盘、大瓶、大罐为主，绝少小件器物。

从瓷器釉色看，洪武二年（1369年）规定了祭祀用青、黄、红、白四种色釉，其中青（蓝）、红、白是高温色釉，黄是低温色釉。这四种釉色禁止民间使用。

在诸色中，红色尤得洪武皇室重视。据刘辰《国初事迹》载：“太祖以火德，五色尚火，将士战袄、战裙、壮帽皆用红色。”古代五色指青、赤（红）、黄、白、黑。洪武皇帝对红色很偏爱，因此把将士都以红色装饰起来。这种偏好，也会旁及其他，其中包括对瓷器装饰中红色的垄断。

单一的红釉瓷作祭器可以，但因视觉上较为单调而并不适日用。因此选用线描釉里红作为宫廷用器就成为明初礼制和帝王爱好的必然结果。

（二）宫廷需求对洪武釉里红生产的促进

釉里红工艺大约出现在14世纪前期。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上曾发现景德镇窑外施影青釉的釉里红碟。到14世纪中叶的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烧制出以涂抹为主的釉里红器，但工艺不成熟，产量稀少，而和釉里红差不多同时发展的青花却成就辉煌。究其原因是社会需求的不同。蓝白相映的青花深受伊斯兰民族的喜爱，外销需求量大；釉里红主要用于内销，人们对它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尚有一个适应过程。

元末，景德镇产生了一批小型釉里红器，如小罐、小瓶、小碗之类，销往东南亚地区，这种需求对釉里红发展产生推动，采用线描简笔画法，呈色也较鲜艳纯正，为洪武釉里红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准备。

洪武时期，釉里红得到急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需求的拉动，而且主要是由于皇室的喜爱而产生需求。在封建集权社会，皇室的意志往往可以决定一切，这正是洪武釉里红得以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三）从考古发现看明洪武釉里红的官窑性质

考古发现对洪武釉里红性质的证明釉里红被明初皇室选为宫廷用瓷，并限制民间使用，使其退出流通领域，成为非商品性质的官窑器。和其他一般官窑器如青花不同的是，釉里红和明初黄釉、蓝釉、红釉等品种仅限于官窑生产，而从明初开始，青花瓷器基本维持着官、民窑平行的生产格局。可证明洪武釉里红官窑性质的考古发现很多：

1、遗址发现

明代故宫的釉里红器有过几次重大发现，这些出土器物具有非常明确的官窑器性质，最重要的有：

1964年，在疏浚南京明故宫遗址御城河时，发现釉里红残片，同时出土的有洪武官窑青花、洪武釉上红彩五龙盘、内外双色釉暗龙纹碗等。

1964—1989年，南京明故宫遗址先后四次发现釉里红装饰的建筑构件，饰龙凤纹。同样的釉里红龙凤纹瓦当在安徽凤阳县明中都皇城及皇陵遗址也有发现。中都于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营造，洪武十一年竣工。因此这些釉里红建筑构件的制作时间和性质是明确的，属于洪武初年生产的官窑瓷。

1983—1984年间，在北京四中的原明代宫廷库房区，发现大量洪武时期的釉里红和青花残瓷，出土的釉里红残瓷，从器物特征和造型纹饰来说，都与洪武官窑遗址出土物及清宫旧藏的釉里红器相同，为洪武官窑产品。

2、墓葬发现

明代王公官吏用瓷器随葬似有定例，最常见的是梅瓶。从各地历年出土的梅瓶看，青花居多，另有白釉、哥釉青花、蓝釉堆粉、珐华、孔雀绿釉、茶叶末釉、釉里红等品种，而釉里红最为少见。

1957年，江苏省江宁县的正统八年（1443年）宋琥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釉里红岁寒三友图梅瓶。1991年，在同一墓区的正统十三年宋铉唐氏合葬墓也出土一件釉里红岁寒三友图梅瓶。两件瓶从胎釉并釉里红呈色、纹饰特征看，都属于洪武产品。宋琥、宋铉为父子。宋琥是明初西宁侯宋晟之子，其妻系明成祖永乐皇帝之女。这两件梅瓶应是经赏赐而流出内宫的。

南京及各地明初王公大墓出土的梅瓶有一定数量，均是青花绘制，釉里红难得一见，证实了釉里红在明初只有皇室才可使用，且不轻易赏赐，其宫廷御用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结论的是，明初墓葬中出土的民间青花瓷为数不多，但基本不见釉里红踪迹，其原因也在于民间没有使用甚至被禁止使用釉里红器。

3、窑址发现

景德镇明初釉里红瓷有数次出土，出土数量较多的是1994年在明御厂东院的发现。在同一地层中出土了青花、釉里红和红釉等洪武官窑产品，器物有大碗、大盘、盏托等器，画工精致，纹饰以扁菊纹、牡丹纹、西蕃莲纹等花卉题材为主。对这批珍贵的出土物，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认识：首先是出土物中青花和釉里红从器物造型到装饰纹样均具有相似性，可以相互印证部属于洪武官窑产品，都应视为洪武官窑标准器。其次是传世釉里红和出土洪武釉里红两者的工艺方法和艺术风格相同，证明目前所见传世釉里红均属洪武官窑器。

大量景德镇明初民窑窑址中，没有发现釉里红瓷器，说明了明初民窑禁止生产釉里红，进一步证明了洪武釉里红仅限于官窑生产这个结论。

胎釉和呈色。洪武官窑釉里红和青花在同一技术条件下产生，两者除呈色剂分别为铜和钴外，工艺流程基本一致，使得胎釉特征大体相似；但因釉里红和青花对釉的要求和窑炉条件略有不同，因此两者的外观特征又有所差异。

洪武朝历时31年，釉里红的原料配方和制作工艺前后不同，从胎釉特征和釉里红呈色上也能看到这种差别。

（一）胎釉特征

洪武釉里红的胎骨有粗松和致密两类。粗松的一种手感稍轻，瓷化程度差。致密的一种断面细腻、紧密，白中略灰。据理化测试，釉层CaO的含量比青花瓷高，含钾量较低，属钙碱质，高温烧成时粘度变化不会太大，较少流釉。釉面具明代青花器的特点，釉质肥厚、滋润，釉色发青白。釉层有两种：一种肥厚莹亮如堆脂，乳白色，有冰裂状或长条状开片；另一种肥润致密，釉表有极细微橘皮纹，白中含青或青灰。普遍见缩釉点或缩釉线，露胎处见窑红。玉壶春瓶、执壶及口径20厘米左右的大碗底部施釉，但是底部釉的光泽感不强，与器身玻璃化程度较高的釉面色调不一样，为白浆釉，薄处微泛黄，厚处呈乳白或青色。器身往往有开片，尤其是一些器物，大概是因火力不足，有类似浆胎的现象。釉里红呈色红艳的大多釉色乳白，呈色灰暗的大多釉色趋灰。带足器物的足已经改变了元代斜削的特点成为平削，器底微微下塌。

（二）釉里红呈色

洪武釉里红呈色多样，多数呈较淡或偏灰的色泽，有的器物有正红现象，有的呈暗黑色。

1、艳红色——呈色纯正浓艳，线条外缘大多有晕散，有些甚至整个釉面都呈浅红色。呈色艳又无晕散的极少。检看这种洪武釉里红残瓷，莲瓣间不借用边线推断这种工艺在洪武早期使用。

2、赭红色，色厚重，剖面用高倍放大镜观察，釉里红处于白釉层中间，即胎上有一层白釉，其上是釉里红，釉里红上又有一层白釉。

3、灰红色，釉里红彩较薄。

4、灰黑色——呈色以灰黑为主，微见红意，称釉里灰或釉里黑。有些呈色黑灰的可见明显的铁褐斑，这是含较多铁质之故。

南京明故宫和凤阳皇陵的釉里红建筑构件有数种呈色，如赭红色（局部有绿苔点）、酱红色（有晕散）、赭褐色（有绿苔点和晕散）、黄褐色、黑褐色等，呈色极不稳定。 洪武釉里红目前发现均为大件器物，有瓶、盘、碗、壶、炉等，基本不见杯盏之类的小件。洪武釉里红碗有直径40厘米的大碗和直径20厘米的中碗两类。直口大碗，直口，深壁，矮圈足。釉底或底足露胎，砂底有火石红，涂姜黄色或赭色护胎汁，胎体厚重。碗心饰折枝花卉纹，碗心外饰—圈回纹，内外壁绘缠枝花卉纹，常见有莲、菊、牡丹三种。内外沿有灵芝、卷叶、海浪及莲、菊纹等几种边饰，外腹一周16瓣仰莲纹，圈足回纹。口径40-42厘米不等。这种大碗另有青花者，是洪武官窑特有造型。青花大碗见赏赐或外销，釉里红大碗唯在宫内使用。

撇口大碗，撇口，深弧壁，圈足，足底露胎，胎质洁白细腻，釉里红呈色较灰。内壁白釉，碗心饰折枝菊或折枝牡丹纹，外壁饰缠枝牡丹或缠枝莲纹。另有红地白花装饰。口径38厘米左右。为洪武晚期产品。中碗，直口或侈口窄唇，深壁，矮圈足，胎骨厚重，足底部分露胎，有些釉面布满冰裂纹，呈色大多红艳，有晕散。口沿内外及圈足绘回纹，内外壁及碗心绘菊花纹或牡丹纹。口径20厘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