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的“三命三天理论”

（中国安徽）徐而缓

我把中国道教的修身养性理念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我命在天不在我”。第二阶段：“我命在我不在天”。 第三阶段：“我命在我亦在天”。

不妨把先秦以前的中国道教，称为中国道教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道教信奉的是“我命在天不在我”。简称“惟命是从”时期。

秦是由战国后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秦的存在时间较，只有短短的十五年，即从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但是，秦朝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多民族共融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它首创了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彻底打破自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强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奠定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所以，“百代都行秦政之法”。

秦国原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其始祖伯益曾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赐了嬴姓。伯益的后人非子曾为周孝王养马，凭着他的本事，马繁殖得很快。周孝王于是把秦谷（今甘肃天水市）一带分封给他，这就是“秦”的起源。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至雒邑（洛阳）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建国，接收周朝在关中的领地。

秦始皇嬴政从公元前230年到前221年先后攻灭关东六国，完成国家统一，后北击匈奴，南并百越，建立中国空前统一的大帝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文化及对外开拓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大大加强了全国之一统，对后世亦产生颇大的影响。

秦朝王室嬴姓，故史书上别称嬴秦，以别于其他国号为秦的政权。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与赵高合谋篡改秦法导致秦末农民起义。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国祚共十五年。

在秦以前，中国历史上还有漫长的文化发展时期。比如说，夏、商、周时期，甚至更早的葛天氏、居巢氏时期等等。那时，中国已经存在原始意义上的宗教——道教。从安徽巢湖含山县出土地的“玉龟版”、“玉龟策”可以说明，距今6千年前的中国古代，人们已经拥有“四方”的概念，即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天圆地方的概念。虽然他们的一些观念并不正确——如“地方”，但是，在当时这些观点仍然算是最先进的。

第一阶段的中国道教，算是原始意义上的道教。先秦以前的道教，可以称为“先天道教”。先天道教认为，人的生命掌握在大自然手上，而不是在自己手上。他们认为，自然的力量太伟大了，人类根本没有办法应对大自然的风火雷电雨雪，人类根本无法战胜瘟疫病魔。他们受自身文化的约束，没有什么科学文化知识，只能靠巫婆、巫师、巫术、占卜、祷告、祝文、符号、咒语等来祈祷苍天、大地、神灵，来帮助自己，以期获得好的命运。这一时期的中国道教，以“天”为大，楚简上说：“有象混成，先天地生；清寥，独立不亥，可以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折，折曰转，转曰返。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天有大，地有大，道有大，王也有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一焉。”《道德经》上也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原始道教的这种理念，表现在当时人们的行为上，有这样一表现，如：信道的人，不太爱惜自己的身体，不敢过分地与自然界中的一些现象做斗争，他们崇尚自然，不逆自然。因此，老子的观点中有“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老子《道德经》

翻译过来就是：天下都说我道大，大到无形，只有大形，所以能成无形；若有形，早已成为细小了。我有三件宝贝，持有而珍重它。第一件叫慈爱，第二件叫节俭，第三件叫不敢处在众人之先。慈爱所以能勇武；节俭所以能宽广；不敢处在众人之前头，所以能成为万物的尊长。现在有人割舍慈爱而搞勇武，舍弃节俭而搞大规模行动，舍弃退让而搞领先，就会死亡。那慈爱，用于作战就可取胜，用于守卫就会坚固。天将建立之事，则以慈爱去卫护它。

而其中，有个“俭”字，虽然长期被人们重视，却也长期被人们忽略了。“俭”，有爱惜物力、不浪费财物的意思。诸葛亮《诫子书》中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希望后人在思想行为等方面约束自己，朴素至上，不浪费。 韩非子也说：“俭于财用，节于衣食。”这些观点，都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而“俭”的观点，还有一部分，长期为人们所忽略。那就是“少吃俭用”。“少吃”之俭，是指吃得少，少吃东西，以利于身体健康。道家、道医认为，多吃东西，是一种浪费。而少吃东西，则是一种节俭。而且，口为地，鼻为天。从嘴巴里进去了太多的食物，就会让修炼的人，过早进入“坤”，离“乾”就越来越远了——也就是吃太多东西的人的寿命就越来越短了。鼻为天道，即呼入的空气越多，吐出来的越少，就能吸天地之精华，合万物之灵气，延年益寿，与天地同寿。所以，道家的“俭”，是指少吃东西，以期长寿。

“俭”还有“省吃俭用”的意思。省，就是原本物资并不丰富，只能计划着使用。如粮食不多，得省着吃；布匹无多，得省着穿。古人把天当作神，天能决定人类命数。“天命”说早在殷周时期就已流行。考古所见的甲骨卜辞、彝器铭文，“受命于天”的刻辞，屡见不鲜。这就说明早在殷周甚至更早的时期，“天命观”就已经存在了。

《易经》上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这里的“命”，后人注释为：“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天寿之属也”。

《性命圭旨》上说：“道之在天地间，成仙作佛者，历历不可以指数也。伏睹总仙之传，始知自古以来冲举者十万余人，拔宅者八千余处。奇若子晋之骖鸾、琴高之控鲤，寿若李脱之八百、安期之三千。或住世而留形，或厌世而尸解。复有道成而隐，但为身谋，不肯遗名于世间者、岂胜道哉？是以深山妙窟，代不乏人，或隐或显，宁具知乎？”

不容我们忽视的是，先秦以前的人们，他们相信的是：神是神，仙是仙，从天上下到人间的神仙，与普通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下凡到人间的神仙，通过修炼可以升天。普通人，即使修炼也不能成仙。秦始皇修炼而不得成仙，就是例证。

古人认为，人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死生寿夭、穷通得失，乃至科场中举、货殖营利，都取决于冥冥之中自己的那个“命”，决非人类自身所能把握，他们把这种力量统一称为“命运”。古人的这种“命运观”，源远流长，由夏经商历周，到春秋时期，还体现在孔子身上。

孔子曾受教于老子。受老子影响，孔子认为：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富贵贫贱完全与高悬于天的命运密切相关，绝非尘世碌碌众生的力量所能改变。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日》）。有一次，宋国的桓魑想谋害孔子，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魑其如予何！”（《论语·述而》）而孔子的弟子子夏更是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以上所说的先秦以前的道教，是中国道教的第一阶段。徐而缓把这个阶段的道教简述为一句话，即：“我命在天不在我”。

而之后的道家人物，如左慈、魏明阳、扁鹊、华佗、张仲景、董奉、葛玄、郑隐（郑思远）、葛洪、魏华存（天柱山南岳魏夫人）、陶弘景、孙思勰、司马承祯等，他们的修身理念，已经有所精进，他们信奉的是“尊道贵德，修炼长生”。徐而缓把从春秋战国到唐代这一时期的中国道教，称为中国道教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国道教可简述为一句话，即：“我命在我不在天”。

先秦之后到唐代这一时期的道教徒们，在原始道教的基础上，将道医进化成了中医。中医的形成、定型，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没有“之一”。它的形成，对人类的意义，超过人类史上的任何科学发明。

道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修身养性、益寿延年的道教徒，同时，他们又是口尝百药，为人治病，救死扶伤的人间慈父、江湖医生。扁鹊、华佗、张仲景、葛洪、董奉、陶弘景、孙思勰等人，就是中国道医的典型代表。东晋时期的葛洪，他的医术、医方、医技，主要传自左慈、葛玄、郑隐等人，在总结前人的医学基础上，他钻研道教，研究医学写出了《肘后方》、《抱朴子》等著作。

葛洪是中国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是预防医学的倡导者。他在《肘后方》中，最早记载了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的方法。“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他在炼丹方面也颇有心得，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例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即指加热红色硫化汞（丹砂），分解出汞，而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变为红色硫化汞。描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又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就描述了铁置换出铜的反应，等等。

葛洪是中国道教最早的一个教派——即天柱山混元教派的集大成者。他师从于天柱山郑隐，郑隐师从于天柱山葛玄，葛玄师从于天柱山左慈。

西晋太安元年 (302年)，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晋永兴元年（304）葛洪加入吴兴太守顾秘的军队，任将兵都尉，与石冰的农民起义军作战有功，被封为“伏波将军”。次年石冰事件平息，葛洪不愿争功邀赏，辞官往洛阳搜寻炼丹制药之书。又因陈敏盘据江东作乱，归途断绝，遂流落在徐、豫、荆、襄、江、广诸州之间。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葛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嵇含为广州刺史，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 ，以女儿鲍姑许配。建兴二年（314），返回家乡，隐居深山继续从事《抱朴子》的创作。

建兴四年（316年），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年～334年）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太宁三年（325），友人干宝力荐他任散骑常侍领国史，坚持不去上任。后因生活所迫，再出任咨议参军等职。及闻交趾产丹砂，求为句漏令，遂率子侄同行。

咸和二年（327），葛洪听闻交趾出产丹砂，自行请求出任勾漏（今广西北流县）令。经皇帝允准后，遂南行赴任，途经广州，会晤刺史邓岳。邓告诉葛：其辖地的罗浮山有神仙洞府之称，相传秦代安期生在此山服食九节菖蒲，羽化升天。邓岳表示愿供他原料在此炼丹，葛遂决定中止赴任的行程，从此隐居于罗浮山。其间，邓岳拟任葛洪为东莞太守，葛辞不就。他在朱明洞前建南庵，修行炼丹，著书讲学。因从学者日众，又增建东西北三庵(东庵九天观、西庵黄龙观、北庵酥醪观)。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年），享年81岁。

相传葛洪夫妇还曾在南海西樵山和广州越岗院（即今三元宫）研究炼丹术和医学，并常行医于百姓之间。葛洪一生著述颇丰，《抱朴子》是其代表作。该书分内、外两篇。内篇20卷，论述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总结晋代前的神仙方术，包含守一、行气、导引等，为医药学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外篇50卷，论述人间得失，世事臧否，阐明其社会政治观点。全书将神仙道教理论与儒家纲常名教相联系，开融合儒、道两家哲学思想体系之先河。《抱朴子》的问世，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之后的陶弘景，生活在公元456—536年之间。陶弘景字通明，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号华阳隐居（自号华阳隐居）。著名的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人称“山中宰相”。作品有《本草经注》、《集金丹黄白方》、《二牛图》、《华阳陶隐居集》等。陶弘景还曾编过一本书，非常重要，叫《养性延命录》，其中有这样一些话：

“人生而命有长短者，非自然也。皆由将身不谨，饮食过差，淫泆无度，忤逆阴阳，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故不终其寿。”

“杂食者，百病妖邪锺。所食愈少，心愈开，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损焉。”

《仙经》曰：我命在我不在于天，但愚人不能知此，道为生命之要。所以致百病风邪者，皆由恣意极情，不知自惜，故虚损生也。譬如枯朽之木，遇风即折；将崩之岸，值水先颓。今若不能服药，但知爱精节情，亦得一二百年寿也。

房中术则认为：“还精补脑，可得不老矣。”“施泻之法，须当弱入强出何谓弱入强出，纳玉茎于琴弦麦齿之间，及洪大便出之，弱纳之，是渭弱入强出。消息之，令满八十动，则阳数备，即为妙也。”“弱入强出，知生之术；强入弱出，良命乃卒。此之谓也。”

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里的这些文字，强调的不外乎一句话，即：“通过后天的修养，经过我们自己的适度调节，合理吐纳、导引、进补、戒食、服气、导引、按摩、御女损益（即房中术），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

葛洪、陶弘景们的这些中医理论，是先天道教“惟命是从”之后的一大进步，他们让中国中医理论，从第一阶段的“我命在天不在我”，进入到了中国中医理论的第二阶段，即：“我命在我不在天”。他们认为，人定可以胜天，经过自己的内修、外修，人定胜天，可以与天地同寿。

葛洪和陶弘景都活了81岁。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食品、物资相对并不充裕，社会动荡，加之自然灾害频发，他们能到81岁的寿命，已经算相当了不起了。

先秦至唐之间的道家，凭借自正、自化、自生、独化等哲学思想，建立起“我命在我”的生命主体论，主张发挥主观能动的作用，奋进不息，无畏拼搏，直至到达与道和真的终极境界。他们并不认可前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开始对天命思想进行否定。

《西升经·我命章》更是直接说道：“我命在我，不属天地。”

对此，唐代李荣说：“天地无私，任物自化，寿之长短，岂使之哉！使由人行有善有恶，故命有穷通。若能存之以道，纳以之气，气续则命不绝，道在则寿自长，故云不属天地。”《真气还元铭》坚信：“天法象我，我法象天。我命在我，不在于天。”《谷神赋》里也说：“养神在心，不死由我。”《修真十书》卷二十五《天地交神论》指出：“人生天地之间，本终于天寿，若不知回忌之辰，而有万死之因，非天地所杀，乃人所自杀也。”可以说是一语中的，道破“我”的角色在延年益寿过程中的重要性。

早期道教关于人的“放任天命、唯命从是”阶段，是建立在人与宇宙万物和谐共生的基础上的，同时，又因为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人们对大自然谈不上什么改造，面对洪水、猛兽、疾病，总是显得有些无可奈何。因此，先秦以前时期的中国道教，尊奉的是“我命在天不在我”。而中国道教从两汉到唐朝，因为古圣先贤们的不断探索、总结，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物质生活与精少不断丰富，中医得已形成，于是，中国道教关于生命科学的理论，升华到了第二阶段，他们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

这里举个例子，诗仙李白是天柱山上清派的第十五代传人。李白的人生观，是典型的“我命在我不在天”。因此，他风流倜傥，行动自由，每饮心醉。李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唐代人们更多的还是奉行“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朴素唯心主义哲学，他们认为：人的生命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我想活多长寿命，就活多少寿命。生命的长度并不重要，生命的过程比生命的长度更加重要。于是，李白游侠、游仙、放任不羁，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中，李白才大叫：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两汉至唐代期间的“我命在我”的世界观，不仅影响到了李白，还影响到了现代诗人海子。一方面，海子认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另一方面，海子可以为陌生人祝福，却没有勇气为自己祝福。他认为自己的幸福不应该也不可以来自庸俗的生活，任何来自身体感官的快乐都是对生命意义的亵渎。因此，海子可以宽容世俗中的人们，他歌唱生命，歌唱生命的痛苦与死亡，但他从来没有试图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结合起来，他也从来不愿赞美自己的肉身。根本原因在于，海子童年生活的地方，是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那里盛行着中国道教最早的“混元教派”——这种教派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所以，海子并不看重自己的肉身，他在歌唱生命的痛苦与死亡的同时，并不想走下自己在精神王国的“王位”，他一心想成为理想生活的“布道者”，但面对世俗生活，他情愿放弃自己的肉体，结束自己短短的生命。

其实，道家的“我命在我”观点，首先是对儒家、墨家与佛教天命观的否定。儒家认为“我生不有命在天”（《书经》卷三《商书·西伯戡黎》）；墨家“尊天事鬼”（《墨子》），道家则与此针锋相对地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它强调了生命主体的能动性：个人生命能否永恒，并非由外在的东西决定，而是取决于内在的自觉意志的选择。这种选择的积极意义在于：唤醒了人们长期被儒家墨家的天命束缚的自我意识，在承认君体的前提下，给个体自由发展保留了一个空间，使个体价值的实现成为可能。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不难发现，“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观点，过分强调了人力，忽略了环境的作用，忽略了自然的力量，因而显得过于偏颇。所以，从宋代开始，国人开始反思“我命在天不在我”与“我命在我不在天”，于是，中国道教进入第三阶段：“我命在我亦在天”。

如果说“我命在我不在天”观念，是对早期道教“我命在天不在我”观念的否定的话，那么，“我命在我亦在天”观念，是对“我命在天不在我”观念否定之后的再肯定。这就像中国道教阴阳双鱼的走势一样，走着走着，弱阴又走到盛阳的顶上来了，否极泰来，新的一轮万物生长将将开始。

这个阶段的中国道教们认为，既要合理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又要借用自身的力量，内外兼修，才能与天地同寿。所谓法由心生，亦由外取。于是，后世道教学者提出：

一粒灵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赫赫金丹一日成，古仙垂语实堪听。

若言九载三年者，尽是迁延款日辰。

大药修之有易难，也知由我亦由天。

徐而缓把中国道教的修身理念，共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我命在天不在我”； 第二阶段：“我命在我不在天”； 第三阶段：“我命在我亦在天”。由于这三个阶段的命名中，各有一个“命”字与“天”字，合起来共有三个“命”字、三个“天”字，所以，我将之称为中国道教的“三命三天理论”。

中国道教的“三命三天理论”，根本目的是实现对自身的管理或管控。因此，《道德经》上才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

“我命由我亦由天”，是人间道教观念的升华，是中国道家哲学的最高境界。这种哲学观认为，人不可以过分利用大自然，不可以破坏大自然，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生，人应该尊重自然界的动物与植物，合理利用大自然，在修炼自身的时候讲究“我命在我”，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强调“我命在天”，并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我命在我亦在天”观点。这一观点，必将影响更多的中国人与未来世界。

2015年11月4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