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王羲之与“天师道”

                       ——沿着王羲之暮年的思想轨迹

               新昌道家文化研究会  赵  曦、马法身

                          2008-08-08
    作为历史上首屈一指的书圣王羲之，出身于声名显赫的“王谢世家”，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但这个“世家”又“世事张氏五斗米道”。王羲之自青年时代起就跻身仕途，但到了晚年又成了一名虔诚的天师道信徒，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一贯的思想轨迹加以探索，却也毫不奇怪。

晋王朝似乎是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相当特殊的封建王朝，从篡魏建国伊始，就是一个极其腐败的政权，几乎没有一天是阳光灿烂、生机勃勃的日子！那种连骨子里都浸透了的腐败，一直伴随着这个政权（从西晋到东晋）长达150多年统治的始终。至于永嘉南渡以后所建立的东晋政权，偏安一隅，总觉得其实与“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政权毫无二致。尽管口头上高喊“恢复”，其实醉心于江南的繁华富丽，领导核心哪有半分“恢复中原”，拯民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下战乱频仍之中的壮志雄心！于是，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在对政事感到绝望的同时，转而追求那种个体在精神层面上的无拘无束的自由与解放。他们既漠视封建礼教的束缚，放浪形骸，也淡泊功名利禄，形成了一个追求从灵魂到肉体得以解脱的特殊群体，这就是所谓“魏晋人物”。刘义庆在《世说新语》里所生动描绘的，大多是这些人物的言行举止。这些人，从他们的“玄学”到诗文，大多带着这样的特殊的时代特征。固然，由此而兴起的“玄学”，确乎也带有虚无、浮夸的消极成份，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相对于装得道貌岸然、其实腐朽没落的伪道学，这种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追求，反朴归真的直率，也应该说是一种进步。而如果我们对“玄学”做一番由表及里的认真剖析，也不难发现，这些人物中的优秀分子，在内心世界的深层，事实上也往往带有两面性，既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儒家“济世利人”的伦理道德观，同时又有着老庄“养心遂性”、“复归自然”的另一侧面。这两者在“玄学”这一大概念的包容下，也会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以致常常会出现“以道为本，以儒为用”的情况。这在当时的一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身上，确实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故尔，在当时就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质疑：“名教自然将无同”？这里的“将无同”，是晋时的口语，意谓“莫非相同”。发展至后来，玄学又走向了两个有着本质差异的极端，一些人由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而产生的困惑，采取了“纵欲猖狂”、“玩世不恭”的消极处世态度；而另一些人则遵循“道法自然”的老庄哲学的精粹与根本宗旨，以“冲淡谦和”的态度对待世间的一切，以求得到内心的平和与宁静。笃信天师道，并且坚持基本道德规范的清流人物如王羲之、谢安，无疑当属于后一类。

我们总认为，玄学固然不能与道家思想划等号，但就其本质特征与思想内涵而言，当是有许多相通之处的。明明白白的事实，就是玄学把《易经》、《老子》和《庄子》作为理论基础，一并称之为“三玄”。自东汉时期起，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与规制体系，以崇尚自然、返朴归真，追求个体的思想与灵魂的超然为根本宗旨的道家与道教，在那样的时期得以发展并进一步成熟，应该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玄学的盛行及相关的文化氛围是密切关联的。我们的书圣王羲之，他的一生自浮沉宦海至辞官归隐，也正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中相当数量的精英们思想演变的清晰可辨的轨迹。

王羲之的生平履历，大致如下：

晋惠帝司马衷太安二年（303）七月十一日，王羲之生于瑯琊国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今山东临沂市）。父王旷，祖母卫氏为瑯琊王司马睿之母夏侯太妃胞姐妹。

怀帝司马炽永嘉元年（307），王羲之五岁。八王之乱未已，瑯琊王司马睿从王旷谋，南迁江左。七月，朝廷诏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郡军事，镇建邺（后改名建业，即今南京），百族随之南迁，瑯琊王氏举族南渡，定居于建邺之乌衣巷。

永嘉三年（309），王羲之七岁。北方匈奴族刘渊所建立的汉政权以刘渊子刘聪率军南侵，羲之父王旷受命援上党，战于长平，大败，王旷下落不明。

愍帝司马邺建兴元年（313），王羲之九岁。晋怀帝被杀于平阳，愍帝即位，改建邺为建康。

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317），王羲之15岁。北汉虏愍帝，司马睿称晋王，改元建武，次年，愍帝被杀，晋王司马睿即帝位，改元太兴。

太兴三年（332），王羲之20岁，堂伯父王敦以清君侧为名，举兵东下，堂叔王导率王氏族人诣台请罪，晋元帝忧崩，晋明帝即位。

晋明帝司马绍太宁元年（323），王羲之21岁。太尉郗鉴选王羲之为婿。次年，明帝讨伐王敦，王敦兵败病死。

太宁三年（325）年，王羲之23岁。初入仕途，任秘书郎。

咸和六年（331），王羲之29岁。任临安太守，母、兄相继去世。

咸和九年（334），王羲之32岁。应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

咸和六年（340），王羲之38岁。庾亮卒，王羲之迁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穆帝司马聃永和四年（348），王羲之46岁。擢羲之为护军将军。

永和七年（341），王羲之49岁。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永和九年（353），王羲之51岁。文人雅士会于会稽兰亭，共42人，羲之家与会7人，羲之作《兰亭集序》。

永和11年（335），王羲之53岁。与扬州刺史王述不睦，誓墓辞官归隐。

升平元年（357），王羲之55岁。是年穆帝司马聃亲政，羲之与支遁、谢安、许迈等游东土，后还山阴旧居。

升平三年（359），王羲之57岁，徙居金庭。

升平四年（360），王羲之58岁。采药炼丹于今新昌鼓山，建紫芝庵，撰《鼓山题辞》。

升平五年（361），王羲之59岁，去世。

纵观王羲之生平，生于乱世，正值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北中国广大地区兵荒马乱；自永嘉南渡以来，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其实也并不稳定，王羲之在世的并不算太长的五十九年里，帝位反复更迭竟达九次之多！此中包含了朝廷内外几多政治斗争、权位争夺、官场风波，可以想见。作为出身于“王谢世家”的“超级高干子弟”，王羲之与上层权贵关系密切，应该说他的门阀背景是相当深厚的。他二十三岁出仕为秘书郎，不到三十岁就当上了有职有权的太守，这以后，还屡屡担任过实掌兵权的军职。如果说他在相当长的仕宦生涯中不想有所作为，把在当时情况下的政事都看透了，看淡了，只恐也不是事实。《世说新语》所载他与谢安共登冶城时的一番谈话，即是例证。谢安“悠然远想，有高世之态”，王却说：“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事实上，他也确乎有过“弘济之志”，对历史上力挽狂澜、鞠躬尽瘁，矢志不移的杰出人物往往赞叹不已。他曾撰文论述蜀汉诸葛亮的功业才智，称其为“命世大才，以天下为心”，并以此自勉。但在这同时，确实又殷切期盼能远离尘世的喧嚣去修身养性。在他刚踏上仕途任秘书郎时，就曾对朋友说过：“吾为逸民之怀久矣。”从表面上看，他的“弘济之志”与他的心存高远，希冀寄情山水、求真悟道，似乎构成了他长达三十年仕宦生涯中的一对矛盾；但如果从王羲之的思想内质看，恰恰也表现了他作为当时乱世中的优秀知识分子“以道为本，以儒为用”的自然冲淡的老庄思想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道德观念的有机和谐的结合。不过说到底，就他个人理想而言，始终是做一个世外高人，一个修身养性的天师道方外之人。我们认为，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待王羲之仕宦生涯中的立身行事，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他既有着显赫的门阀背景，自身又具备了良好的素质，被时人评为“清贵有鉴裁”、“素以骨鲠称”，他的从父辈，朝内举足轻重的王导、王敦也赞赏他说：“汝是吾家佳弟子”：并且在他任职期间，不论是实掌兵权还是作为地方长官，都能体恤民情，有颇值得称道的政绩，应该说在当时的东晋王朝，可算是个难得的人才；但奇怪的是他始终没有担任过中枢的要职，并且他自己似乎也没有什么入朝任职的意愿。据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越中杂识》载：“羲之雅好清逸，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康帝，穆帝之际，朝廷屡召王羲之入朝任侍中、吏部尚书，他都婉辞，最后才不得不勉强担任了几年的护军将军，又外放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了。此中缘由究竟安在？不少学者认为得从他父亲王旷身上去找。从前面的年表中我们可以得知，王旷早在晋元帝司马睿还是瑯琊王时，就为他出谋划策，决计南迁江左以为根基，应该说对后来东晋王朝立足江东，是很有功绩的。但后来刘聪南侵，王旷率军驰援上党，战于长平，大败，将军曹超、施融都战死了，而王旷却下落不明，疑为败降。于是乎，在极重门第的晋王朝，事实上王羲之也就有着“叛将之子”的嫌疑，始终背着这样的沉重“政治包袱”，一旦朝政风云变幻，随时都有可能遭不测之祸！故尔王羲之不愿入朝，应该说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抉择。但问题还不那么简单，我们认为，一批与王羲之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间的影响，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庚亮、殷浩、谢安等，多笃信天师道。常常与王羲之一起谈玄析理，过从甚密。任职会稽时，则同奉道世家丹阳许氏的许迈相与往还，相关资料载：王羲之“每造之，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另外还有一位对王羲之影响极深的人物是支遁。此人名谓高僧，却深研老庄，著有《逍遥论》，对庄子哲学领悟极深，见解特异，被时人称之为“支理”，意即“支遁对《庄子》的理解”。许多名士、学者都为倾倒，有人甚至认为支遁是“外佛内道”。 王羲之有一次同他论及《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王羲之本来是有事要出门的，竟然不想走了（事见《世说新语》）。同这样的人物深相结纳，相互切磋，对王羲之的影响自然是十分深远的。

许多学者认为王羲之暮年急流勇退，毅然辞官归隐，与他素来瞧不起的王述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并屡屡有意刁难有关。固然，也不能排除这样一个外在因素，但思想深处的内在因素应该说是主要的。在当时腐败透顶的官场上，王羲之卓然独行，本来就很难真正施展他的才华，逮至暮年，凭他对政事的深刻洞察力，已经意识到其时权臣桓温与朝廷矛盾日益深重，一场政治危机在即，而自己则背负着“叛将之子”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政治包袱，对此自然无能为力！我们认为这当是王羲之辞官归隐的内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当是他对天师道教义的理解日益加深，老而弥坚，更促使他产生退隐之心，并且付诸行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有精神可嘉之处，但毕竟算不得是智者所为。王羲之深谙老庄，自然深切领悟当年老子对孔子的规劝：“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深刻内涵。于是乎，急流勇退，寻求自身精神与灵魂的最终归宿，就成了他晚年的最佳选择。

从相关资料看，王羲之辞官归隐的决心是毅然决然的，在他给朋友谢万的书信中这样说：“古之辞世者或者披发佯狂或污身秽迹，可谓难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愿。”（见《晋书》）可见他是以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态，避开官场的险恶，去寻求那种闲适、和谐、淡泊的宁静生活的，这无疑是一个真正的道者至上的精神追求。千古以往，旷达之士不乐仕宦，辞官归隐者，比比皆是；王羲之的独特之处在于还特意跑到父母坟前去“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他那篇“誓墓词”，说得既凄凄惶惶又十分决绝：“每仰咏老庄、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看来，这官位如果再贪恋下去，何止自身，甚至会牵连到祖宗上代和后世子孙！还这样说：“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苟冒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话说得更绝了，若再贪图权位，则“子而不子”了！

王羲之在离乱之世，得以全身而退，在中国历代文人中，实属难得。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作为一名天师道信徒的精神素养与坚定信念，他终于得以一个哲人的超脱与平静，走过了他优雅高洁的人生历程中的最后一段路程。

退隐以后，他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游沧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是“我卒当乐死”！他在剡中山水之间创金庭道观，又托迹炼丹于鼓山，好不自在。在他自己所撰写的《鼓山题辞》中，有这样一段话：“……奚翅沃洲，岂让天姥；结庵紫芝，爰居乐士。文坛武墠，鹅池墨沚，留侯赤松，明哲可许。诗赋英发，簪盍良士，眺望栖迟，思维窃取。”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与他极为意气相投的高僧支遁，当时就在剡地的沃洲精舍，弃官后的王羲之常常往来于鼓山与沃洲之间，时人称他所翻越的山径为“王公大岭”、“支遁岭”，山野乡民知识有限，不知怎么一来，后世竟讹传为“黄狗大岭”和“猪头岭”！徜徉于风光旖旎的沃洲山水之间，或临流吟咏，或抵掌谈玄，何等逍遥自在。很可能那个借支遁的拂尘在沙滩上一挥而就的、简直可以同据传真迹已随唐太宗一起埋入深深地宫的《兰亭集序》相媲美的“独笔鹅”字，就落迹于那时。佛道两家，在教义上本来就有相通之处，深谙老庄的高僧支遁与天师道徒王羲之之间的友情，弥足珍贵。据传，王羲之曾为观音像题过一联：“音亦能观，始信聪明无二理；空也可取，果知释道本同宗。”如果，这副对联确是王羲之所撰；那么他们两人的相互影响，更可谓深矣。

完全应该有所提及的是，王羲之出神入化的书法造诣，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的道教素养，他对心灵自由的挚着追求、对大自然的热切向往。书法艺术，本来就要求潜心于此的人，能以淡泊宁静的心态融大自然的神韵于笔墨之间，有“书圣”美誉的王羲之对此当然有深切的领悟，了然于胸。正是他，把从大自然的体悟中所得到的关于人生真谛、关于从老庄哲学中孕育出来的“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人格理想，完美地融入了书法艺术之中，在点画之间充分地抒写出了书法家那种风神潇洒的人生追求。正因为如此，他的书法风格，才能把“劲健风骨”与“飘逸秀美”十分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体现出那种“清风出岫，明月怀人”的人情味与“人性关怀”崇高境界。刘熙载在《艺概》中所云的：“如其人，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在王羲之的墨宝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也正因为如此，在魏晋时期群星灿烂的书法艺术家中，王羲之才得以高标秀出，独领风骚。并通过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历史上众多书法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使书法得以从“经世致用”的工具，升华为东方艺术（岂止局限于中国！）中特有的艺术门类。

王羲之暮年栖隐的金庭道观，究竟是在今新昌的王罕岭，还是在嵊州的华堂村？众说纷纭，两地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这也不足为怪，当年诸葛亮隐居的茅庐，究竟是在襄阳，还是南阳？谁教他们名气那么大呢？后人尽力往自己这边拉，情理中事。

王罕岭何以得名？据传王羲之暮年归隐，“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见此处山水峻绝奇险，以为世间罕有，是名“王罕岭”。他后来以此地为栖隐所在，当是完全可能的。

从历代文人的相关记载看，认定王罕岭为金庭道观旧址，也很有道理。距王羲之在世年代并不久远的南朝沈约所撰的《金庭观碑》云：“……（金庭道观）高崖万沓，邃涧千回，因高建坛，凭坛考室。”唐朝高道裴通与二三道友游金庭洞天后所撰的《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也说此处“其险如崩，其势如腾”。这样的描述，与今新昌王罕岭的形胜，应该说完全吻合。而今嵊州华堂村重建的金庭观，地处平坦，与前人所载就大相径庭了。

又，从相关古藉中所记载的金庭观与当时剡中相距的道里计，新昌王罕岭金庭道观遗址，也恰恰相符。

目前，相关部门正积极组织人力，对新昌王罕岭金庭道观的遗址作进一步的发掘与清理，但愿会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