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IPv6的商用元年”——这也许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能触摸到的，针对IPv6的最令人“欣慰”的说辞了。说到“欣慰”，是因为IPv6生来多艰，能进入“元年”实属不易。追溯起来，现在距离IPv6协议的产生已有15年之久。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一项运营商重视、设备商卖力，有着部署必要性和紧迫感的技术而言，推演了如此长的时间还没有得到大规模商用，这本身似乎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IPv6阵营在IPv6的产业化和商用化过程中有过两次反省。

一次是最终意识到了IPv6不能兼容IPv4是“重大失误”——此举给二者的平滑衔接制造了很大的障碍，最后设备制造商们不得不费尽心力在中间设备上完成这个“技术补丁”。

另一次就是后悔当初忽视了Web服务的强大存在——彼时，IPv6方面认为Web服务并不是IPv6的杀手级业务。如今，基于IPv4的Web应用已呈铺天盖地之势，无处不在。由此伴生出来的就是IPv4业务向IPv6转移的成本空前加大，“IPv6需要ICP全面参与”的呼声也由此响起。

上述两个所谓的“失误”对IPv6产业的负面影响毋庸置疑，但是如果细究起来我们能够发现，其实它们都是由一个思维而来，那就是：技术驱动——自认为有了好技术便可包打天下，而置市场现实于不顾，这种单极思维的后果就是IPv6在技术和业务链条上不断地“打补丁”。

通信产业的发展应该是技术驱动还是市场驱动，这个问题在10年前便有争论，当年欧洲3G商用后的不振表现也让“市场论”被广为接受。以现今的产业现实来看，在相当程度上，通信业缺乏的依然不是技术演进，而是市场驱动。而上世纪60-70年代由网络设备商驱动技术革新的模式，更多地是由当时通信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决定的，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

其实，在通信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ISDN的教训众所周之，ATM也被看成是反面教材。在它们的背后，我们都看到了技术推手的影子，到头来，基本都是有驱动者没有需求者，最终落得个进退无措、尴尬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