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是历史上的甲申年，这一年北京城里“新桃换旧符”，三月至五月，如走马灯般地更换了三个政权。最引人注目的是，3月19日闯王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建立大顺政权，然而仅呆了40天后，他们却如摧枯拉朽而来、风卷落叶而去，不得不从这儿撤出。那闯王和他的政权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究竟在做了什么？他们为何那样做？是什么原因让大顺政权成为了北京政治舞台上的匆匆过客？

　　据史书记载，李自成养军有百万。如果按五十万兵士、五十万匹马的数量来计算，人每天吃一升粟，马每天食三升粟，这意味着这只农民军队每天至少要消费掉八千盅粟。可是，由于连年战争以及征饷、瘟疫、自然灾害，使中国处处白骨蔽野、荒村弥望，军粮供给特别困难，连李自成也惆怅地说：“军需匮甚。”

     为解决后勤保障不足的问题，闯王颁布了《掠金令》筹饷．规定助饷额数为“九卿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追饷常常佐以刑罚。在大顺军占领区，都设官治事，首为追饷，许多刑名刑具是闻所未闻的，都被大顺军用上了。

　　李自成3月19日进北京后，为继续推行他的“助饷”政策，特在中央设立“比饷镇抚司”。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 。为此，闯王还命部下制作了五千具夹棍，这种刑具“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夹棍之下饷资非常可观。如嘉定伯周奎，追赃七十万，籍其家时又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杂器匹缎车载；大学士陈演，追赃四万，后又抄出银数万、黄金三百六十两。“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哭号哀鸣之声响彻街坊。向勋戚官绅追饷的同时，对富商居民也极刑追逼，酷刑之下死者千余。对不能输足追赃银的官绅，则押至前门官店票号，立据借钱，称为“贷赃”，即使与店主素不相识，也不敢不借。



　　当时的人们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在北京掠银近七千万两，实际所掠则要高于此数。史家评述这件事说：“幽囚士大夫，用夹棍逼取金钱，此古今未经见之事，亦古今所未有之惨”；“古来亡国之俘，诛窜者有之，至于刑拷迫资，予未之闻也”。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是多么的残酷。

     史书说，当年闯王的军队进城时纪律严明，规定如果有淫掠民间者，立行凌迟。于是居民脸贴“顺民”二字，簟食壶浆焚香夹道迎接闯王人马进城；商贾营业，街市如常。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大顺兵沿街肆意索要骡马。进城后大顺军高级将领分居勋戚豪宅，连中下级军官也分据各中下级官邸或富民巨室，并占其妻妾。大顺军进城约有四十多万士卒，便令京城造捧门册，派养起义兵。自此这四十余万散居民宅的士卒，便不受军营约束，在居民中为非作歹起来。

　　进城后的大顺军将士耽于享乐、沉湎酒色。他们不仅把宫中女子当作胜利品瓜分，平日里还叫莲子胡同里的优伶、娈童各数十，分佐酒，高踞几上，环而歌舞。喜则劳以大钱，怒即杀之。诸伶含泪而歌，或犯闯字，手斩其头，血流筵上。上之所好，下必效尤。士卒进居民宅，先“曰借锅，少焉，曰借床眠；顷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藏匿者，押男子遍搜，不得不止。爱则搂置马上，不从则死，从而不当意者亦死；一人不堪众嬲者亦死。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大顺士卒在居民家中，“责男子饲马，妇女执黉、供酒浆，搜索银钱，发屋掘地不已。女年十二三、妇年五十皆不免。妇女，三五朋淫，去来无定。在京外大顺所占州县亦如此，“遇贼兵过，先掠民间妇女供应，稍或不足，兵即以刀背乱下，伪官苦不可言。美者掳去，恶者弃下。妇女供役之苦如此。偷生者少，虽死节者亦不得清洁耳。

       这样的一支队伍，跟贼匪根本没什么区别!大顺军在恣行杀掠中为防止居民逃匿，竟然也用上了连坐之法。他们令十家一保，如有一家逃亡者，十家同斩。十家之内有富户者，闯贼自行点取籍没，其中下之家，听各贼分掠。又民间马骡铜器，俱责令输营。于是满城百姓，家家倾竭。”这种大肆劫掠行为，居民称之为“淘物”! 大顺军还对“告缗”之法善为利用，他们将各衙门衙役或长班抓来审问，令其供出某官绅金银密藏何处，即供即捉，严刑拷打。随即又以长班及市井无赖为向导，缉访官民藏蓄，并予重赏。顿时宵小之徒一时蜂聚，纷纷“告发”，或乘机报复，或持刀索财。从3月22日开始行拷掠之刑起，不过十数日，在大顺占领区，勿论京城内外，已乱如鼎沸。

　　李自成那“山大王”的特质，使他不具有政治谋略和政治威权，而比比可见的则是寇者气象。

　　其实，生活在明朝暴政之下的民众，也曾寄希望大顺救民于水火。大顺军进京前，京城民众“每言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不独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可见民众起初对大顺是何等的拥戴。那知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这群饿狼比虎更贪婪残暴。因此，当初的“顺民”们驱杀大顺官兵亦是情理中事。大顺的残暴首先在民众中产生“今不如昔”的怀旧思想，4月14日有人在西长安街张贴“私示”说：“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于本二十日立东宫为帝，改元义兴。”刘宗敏虽杀戮贴帖处数十家居民，然新的“私示”却不断出现。“私示”内容虽荒诞不经，但是这对北京市民来说无疑是动员令，对大顺来说则是宣战书。4月15日京城内“讹言”四起，牛金星只得嘱大顺官吏“各自谨慎，无事少出”。此时明朝降官皆生悔心，无不欲乘机潜遁。继则伺机作乱；这种被大顺逼得降而复叛的事是很普遍的，。在大顺军失利时，“顺民”们便乘势而起。　　4月26日李自成败退北京城后，“纵其下大肆淫掠，无一家得免者”；并将所掠物资装载西运，车马相续数十里。大顺兵乘乱溃逃或被市民击杀者数万，当时北京如一片火海，火光烛天。大顺之暴虐，又一次践履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古训，最终退出了北京的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