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焦虑的意义

张颐武

    最近我们看到互联网上和一些纸媒在报道和评论一些事物的时候,往往显示出一种强烈的道德焦虑,往往特别强化许多社会文化形态的道德层面的意义,通过道德的义愤和批判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情绪。如对于许多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对于一些公众人物和事件的看法由于我们的道德义愤和焦虑而化做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心态和情绪。

   我们往往觉得现在的许多道德问题远远比过去严重得多,常常会产生一种道德的焦虑的情绪。无论是纸媒的评论还是互联网的发言都显示了将道德问题视为关键的倾向。这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我们常常从一些具体的事件升华到整个社会的层面上,作出一种高度抽象的引伸。迅速作出道德是非的判断，并由此判断引发出对于社会潮流的反思和追问。其次,我们常常会再从这种抽象再回到具体的事件,倾向于从负面的角度评价事物，由这样的大结论回到遇到具体事物时的分析，这些具体事件反而印证了大结论的正确。这种道德批判和匡正显然有它的积极的正面意涵。它对于揭露许多冲破社会伦理底线的事件和情况有了很大的价值,使得许多坏人坏事无所遁形。而且许多原来只偏居某个地方一隅的事通过互联网放大到全国范围,让任何严重的问题和明显的缺失得以匡正。媒体的跟进报道和迅速反应和互联网的声援支持都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声势,促进社会和政府的迅速介入。现在的社会舆论监督的效果就是这样的状态的显现。这显然为社会的发展和公民对社会的参与提供了异常积极和有价值的条件。我们对于公众的道德焦虑应该有正面的充分的肯定。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生活远比一种单纯的道德判断复杂得多。我们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把人类的一切问题归结为道德上是非的对立。在人类生活中,一面有许多事物是相当技术性的,很难抽象为道德问题。另一面还有许多事物有相当的复杂性,两种或多种价值之间显示出相当难以抉择而需要平衡的状态,有道德和法律的多种可能性需要审慎回应,也有知识和价值有时会有。如医学研究涉及的复杂的生命伦理问题,一直就让我们处于两难之境,一面是一些研究确实有必要,对于医学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有利,却在另一面可能引起严重的,难以预测的后果。如最近钟南山的受到严厉的抨击,显然他的说法确实没有注意到制度变革的巨大意义,但他指出的在制度变化后的治安问题,就不能对他一斥了之,许多这样的抱怨也不能由于他的言论有可议之处而忽略不见。在其它国家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而象公平和效率的问题等等也不能简化为道德问题。

   市场经济是以契约为中心的社会，它当然要求也极为需要一种道德意识的建设，但在这个社会仅仅依靠道德处理问题显然也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有一种泛道德化的倾向，任何事情都将它归结为道德问题。当时的所谓“路线”之争，其实很多是对于事物的不同角度的理解，却将之归纳为道德上的善恶的斗争，使得社会弥漫着一股仅仅依靠道德来运作的氛围。这一方面造成了到处是高调的道德诉求，另一方面却是口是心非的双重人格经常出现。这使得社会缺少活力和创造精神，也缺少和谐和宽容的氛围。

   所以，我们应该将问题进行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分析。我们不必因为目前的问题而产生一种怀旧的情绪，认为当年的道德比今天高，其实市场经济下的道德意识固然有被如见利忘义，惟利是图的思想所冲击的一面，但也要看到通过契约和法制的健全而产生新的道德意识。当年穿一件花衣服都要被批判的道德，看起来很高，其实也是一种扭曲。我们可以举出今天道德上的问题严重的许多例子，也可以举出许多同样在今天的条件下显示出高风亮节的例子。但其实今天我们的道德问题，也不可能简单地通过道德焦虑一蹴而就地解决。看到今天的情况和过去有许多不同，实事求是地面对情况。避免道德化地看待一切。我们需要避免将道德焦虑变为一种道德恐慌。

    我想,如果将人类的一切问题简化为道德问题,我们会限制自己的视野,难以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就需要媒体对复杂问题提供更多的较为客观全面的信息,提供更多的专业的意见供公众参考和避免对复杂问题的简化,避免将一切化为道德焦虑。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在国际问题的分析和评论中就作得较好，能够相当客观地分析问题，如何在我们自己面对的问题面前也有这种心态，也是我们期待的。这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会有实际的贡献。

    我们当然需要更高的道德意识,同时也需要对复杂事物的复杂看法和明智意见。所谓“兼听则明”的古语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