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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09 1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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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商报：2012年10月9日版
许开祯：官场小说 本来就不是文学概念
从《市委班子》、《政法书记》、《打黑》、《省委班子》等一系列描写官场的小说畅销，到2011年登上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许开祯的出现，被评论界誉为西北文坛近年来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他在故乡的油菜花上舞蹈，在人性的扭曲里呻吟或狂叫。 本版撰稿记者张晓媛1
关于作品
“我所以刻意忽略掉时代背景，就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同样的时代下，个体的命运也是千差万别的。”
山东商报：《菜子黄了》这部家族小说，如果说时下流行的是宫斗，这个我感觉是宅斗。怎么想到写这个题材的？
许开祯：这部小说算得上是一部宅院小说，是我对童年记忆的抒写，小说中发生的事是真实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故事，一直想把它写出来，但总觉得缺少契机。再后来我回故乡，发现童年时代一沟两山满地金黄的油菜花不见了，家乡的人四处移民，家乡变得不像家乡，我觉得该为家乡写些什么了。可以说，这是我写给家乡菜子沟的一部小说。
当然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有艺术虚构与夸张。真实的下河院没那么大，但东家庄地这个人物是存在的，它甚至占满了我童年的记忆。煤窑，包括油坊，都是现实中有过的，少年石头这个人物，甚至有我童年的化身。小说中的灯芯是有原型的，只不过她嫁入下河院时十五岁，小说中我让她成了十八岁的老姑娘。写作时，我再次走访了老者，亲耳听他们述说当年饥荒中人兽争食，饿殍遍地的悲惨情景。这些，我在小说中都有详尽的描写。
山东商报：这个小说很有画面感，想过拍影视剧吗？您怎么解读灯芯这个人物？
许开祯：小说出版后，已接到不少影视公司的电话，可以肯定，这部小说不久将会搬上荧屏。
灯芯这个人物，我倾注了太多心血，她来自乡下，没有多少文化，但最终却成了下河院的主宰。她的成长，她的反叛，其实是中国女性寻求解放，寻求独立，寻求自我作主的一个缩影。她身上有大恶，更有大善。当她恶时，像魔，像怪兽，非常狰狞，非常可怕。这一点，别的小说中很少见，中国作家向来对女性的理解是温柔的，软弱的，逆来顺受。而灯芯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所做的诸多事，比如对六根狠下毒手，她的恶是被放大了的，甚至超过了读者的接受程度。相比那个强权社会，相比长期以来压在妇女头上的种种大山，有形的无形的，人伦或是反人伦的，我觉得灯芯的报复一点不为过。
山东商报：一类家族小说通过家族命运写时代变迁，如《白鹿原》，读《菜子黄了》感觉时代背景不是最重要的，这样是不是作品在主流评论界的视角看会有些不够厚重？
许开祯：我有意淡化了时代背景。受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很多作家在写类似题材时，总要将人物命运置于大时代背景下，通过人物的命运揭示民族的命运。这就是我们一向坚持的小说观。我对此有怀疑。不只是《白鹿原》，被主流文学界称之为经典抒写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这个模式。再有就是喜欢“宏大叙事”。同样的时代下，个体的命运也是千差万别的。有时候，促成我们命运的，恰恰是我们人性中极其隐秘，甚至看不着的一些元素。将一切归于时代，我认为是不道德的。至少灯芯身上有的善，现在很多人身上反而没有了。
2
关于官场小说
“未来我的创作，仍然以官场为主。这是我的一口井，不到彻底封时，我不会放弃。”
山东商报：之前您的代表作很多写官场的，被归为官场小说。此前和王跃文交流时，他认为官场小说这个分类不太科学。
许开祯：官场小说本来就不是一个文学概念，而是出版商或销售商为了便于销售而给出的一个市场概念。小说就是小说，不能因为你写了哪类题材，就被归为哪类作家，这是十分荒诞的。近年对于官场小说争论比较大，但有两样事实，谁也没改变掉。一是官场小说大受读者喜爱，人气量远远高于其他题材小说。二是官场小说作家队伍越来越庞大，这些人没有任何文学主张，也没有任何文学野心，他们写，就是因为现实出了问题，他们必须凭借自己的笔去干预，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作家没有太多的文学主张，从不抱任何获奖指望，但他们的作品读者就是喜欢看，没有办法。我认为围绕官场小说四个字展开的很多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不但无聊而且滑稽。
山东商报：能体现您个人创作成就的作品，您认为是哪些?这类写官场的小说在创作中占有什么分量？
许开祯：现在谈成就为时尚早，我还在路上，能否创作出令自己满意，也令读者满意的作品，还很难说。相比自己创作的题材而言，我比较喜欢乡土，但是作家必须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作品在市场中的表现。很多好的作品放到市场，无人问津，几千册量都达不到，这样的创作，到底有没有意义，我很怀疑。未来我的创作，仍然以官场为主。这是我的一口井，不到彻底封时，我不会放弃。
山东商报：早年的体制内生活带给您创作和个人最大的改变是？
许开祯：我逃开体制，是个性不适，也就是水土不服。但体制内的十多年，给了我非常富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换今天的话说，就是创作的财富。没有早年体制内的生活，我无法写官场。体制给我最大的变化，就是对生活的坦然，淡然。很多东西我追逐过，到手后发现并不是我想要的。
3
关于理想
“我是一个对物质没有过多欲望的人，对权力，有种天生的惧怕。”
山东商报：您在事业巅峰时，选择了寺院，在寺院闭关，安安静静的学了一年佛。每天像和尚一样撞钟，做法会。这一年，您35岁。这样的行为很少有人能够真的做到，当时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
许开祯：是的，离开国企副总去寺院那一年，我刚满35岁。35岁对男人来说，正是创业的大好时机，也是人生最为黄金的年龄。当时并没有什么事发生，促成此缘的还是我的内心。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为之努力，为之奋斗的，并不是我特别想要的。我是一个对物质没有过多欲望的人，对权力，有种天生的惧怕。我喜欢清静无为的人生，我知道我的未来不可能属于权力场，所以我提前逃开。这一年对我后来的人生有很大影响，它让我知道什么该为什么不该为，什么该争取什么该放弃。
山东商报：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文学的路越来越窄？
许开祯：文学的路本来就很窄，这条路上挤满了人，挤的很辛苦。很多的人终其一生，并无所获，但仍旧无怨无悔。因为文学不是论斤论两的，也不是能用商业回报来评价的。文学的功用在于无声无息中滋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灵不因现实的喧嚣而嘈杂，不因世界的斑杂而生锈，而迷失。但凡每个有文学梦的人，其实是活在理想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便是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文学能为现实中迷茫的人提供一条精神通道，这条通道说穿了还是现实的，不过它能避开很多暗礁，让我们的脚步变得从容变得镇定。
山东商报：小学，二十岁，现在，三个阶段的理想分别是什么？
许开祯：小学时理想很简单，就是跳出家门，成为公家人。二十岁时理想更直接，就是从政，成为有用之材。说的更直接点，就是为官，渴望能在仕途有所成就有所作为。现在，更简单了，健康地活着，一家人能经常在一起，女儿学习进步，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平台发展。对于文学，反倒没太多理想了，不指望获奖，不指望得到哪些人的肯定，顺着自己的内心去写，写得从容，写得坦然，写得能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这个社会，能为社会担一份能担得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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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品
“我所以刻意忽略掉时代背景，就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同样的时代下，个体的命运也是千差万别的。”
山东商报：《菜子黄了》这部家族小说，如果说时下流行的是宫斗，这个我感觉是宅斗。怎么想到写这个题材的？
许开祯：这部小说算得上是一部宅院小说，是我对童年记忆的抒写，小说中发生的事是真实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故事，一直想把它写出来，但总觉得缺少契机。再后来我回故乡，发现童年时代一沟两山满地金黄的油菜花不见了，家乡的人四处移民，家乡变得不像家乡，我觉得该为家乡写些什么了。可以说，这是我写给家乡菜子沟的一部小说。
当然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有艺术虚构与夸张。真实的下河院没那么大，但东家庄地这个人物是存在的，它甚至占满了我童年的记忆。煤窑，包括油坊，都是现实中有过的，少年石头这个人物，甚至有我童年的化身。小说中的灯芯是有原型的，只不过她嫁入下河院时十五岁，小说中我让她成了十八岁的老姑娘。写作时，我再次走访了老者，亲耳听他们述说当年饥荒中人兽争食，饿殍遍地的悲惨情景。这些，我在小说中都有详尽的描写。
山东商报：这个小说很有画面感，想过拍影视剧吗？您怎么解读灯芯这个人物？
许开祯：小说出版后，已接到不少影视公司的电话，可以肯定，这部小说不久将会搬上荧屏。
灯芯这个人物，我倾注了太多心血，她来自乡下，没有多少文化，但最终却成了下河院的主宰。她的成长，她的反叛，其实是中国女性寻求解放，寻求独立，寻求自我作主的一个缩影。她身上有大恶，更有大善。当她恶时，像魔，像怪兽，非常狰狞，非常可怕。这一点，别的小说中很少见，中国作家向来对女性的理解是温柔的，软弱的，逆来顺受。而灯芯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所做的诸多事，比如对六根狠下毒手，她的恶是被放大了的，甚至超过了读者的接受程度。相比那个强权社会，相比长期以来压在妇女头上的种种大山，有形的无形的，人伦或是反人伦的，我觉得灯芯的报复一点不为过。
山东商报：一类家族小说通过家族命运写时代变迁，如《白鹿原》，读《菜子黄了》感觉时代背景不是最重要的，这样是不是作品在主流评论界的视角看会有些不够厚重？
许开祯：我有意淡化了时代背景。受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很多作家在写类似题材时，总要将人物命运置于大时代背景下，通过人物的命运揭示民族的命运。这就是我们一向坚持的小说观。我对此有怀疑。不只是《白鹿原》，被主流文学界称之为经典抒写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这个模式。再有就是喜欢“宏大叙事”。同样的时代下，个体的命运也是千差万别的。有时候，促成我们命运的，恰恰是我们人性中极其隐秘，甚至看不着的一些元素。将一切归于时代，我认为是不道德的。至少灯芯身上有的善，现在很多人身上反而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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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官场小说
“未来我的创作，仍然以官场为主。这是我的一口井，不到彻底封时，我不会放弃。”
山东商报：之前您的代表作很多写官场的，被归为官场小说。此前和王跃文交流时，他认为官场小说这个分类不太科学。
许开祯：官场小说本来就不是一个文学概念，而是出版商或销售商为了便于销售而给出的一个市场概念。小说就是小说，不能因为你写了哪类题材，就被归为哪类作家，这是十分荒诞的。近年对于官场小说争论比较大，但有两样事实，谁也没改变掉。一是官场小说大受读者喜爱，人气量远远高于其他题材小说。二是官场小说作家队伍越来越庞大，这些人没有任何文学主张，也没有任何文学野心，他们写，就是因为现实出了问题，他们必须凭借自己的笔去干预，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作家没有太多的文学主张，从不抱任何获奖指望，但他们的作品读者就是喜欢看，没有办法。我认为围绕官场小说四个字展开的很多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不但无聊而且滑稽。
山东商报：能体现您个人创作成就的作品，您认为是哪些?这类写官场的小说在创作中占有什么分量？
许开祯：现在谈成就为时尚早，我还在路上，能否创作出令自己满意，也令读者满意的作品，还很难说。相比自己创作的题材而言，我比较喜欢乡土，但是作家必须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作品在市场中的表现。很多好的作品放到市场，无人问津，几千册量都达不到，这样的创作，到底有没有意义，我很怀疑。未来我的创作，仍然以官场为主。这是我的一口井，不到彻底封时，我不会放弃。
山东商报：早年的体制内生活带给您创作和个人最大的改变是？
许开祯：我逃开体制，是个性不适，也就是水土不服。但体制内的十多年，给了我非常富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换今天的话说，就是创作的财富。没有早年体制内的生活，我无法写官场。体制给我最大的变化，就是对生活的坦然，淡然。很多东西我追逐过，到手后发现并不是我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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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想
“我是一个对物质没有过多欲望的人，对权力，有种天生的惧怕。”
山东商报：您在事业巅峰时，选择了寺院，在寺院闭关，安安静静的学了一年佛。每天像和尚一样撞钟，做法会。这一年，您35岁。这样的行为很少有人能够真的做到，当时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
许开祯：是的，离开国企副总去寺院那一年，我刚满35岁。35岁对男人来说，正是创业的大好时机，也是人生最为黄金的年龄。当时并没有什么事发生，促成此缘的还是我的内心。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为之努力，为之奋斗的，并不是我特别想要的。我是一个对物质没有过多欲望的人，对权力，有种天生的惧怕。我喜欢清静无为的人生，我知道我的未来不可能属于权力场，所以我提前逃开。这一年对我后来的人生有很大影响，它让我知道什么该为什么不该为，什么该争取什么该放弃。
山东商报：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文学的路越来越窄？
许开祯：文学的路本来就很窄，这条路上挤满了人，挤的很辛苦。很多的人终其一生，并无所获，但仍旧无怨无悔。因为文学不是论斤论两的，也不是能用商业回报来评价的。文学的功用在于无声无息中滋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灵不因现实的喧嚣而嘈杂，不因世界的斑杂而生锈，而迷失。但凡每个有文学梦的人，其实是活在理想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便是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文学能为现实中迷茫的人提供一条精神通道，这条通道说穿了还是现实的，不过它能避开很多暗礁，让我们的脚步变得从容变得镇定。
山东商报：小学，二十岁，现在，三个阶段的理想分别是什么？
许开祯：小学时理想很简单，就是跳出家门，成为公家人。二十岁时理想更直接，就是从政，成为有用之材。说的更直接点，就是为官，渴望能在仕途有所成就有所作为。现在，更简单了，健康地活着，一家人能经常在一起，女儿学习进步，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平台发展。对于文学，反倒没太多理想了，不指望获奖，不指望得到哪些人的肯定，顺着自己的内心去写，写得从容，写得坦然，写得能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这个社会，能为社会担一份能担得起的责任。
思考时代和个人
35岁，许开祯辞去国企副总的职位去寺院生活一年。“从寺院出来，我决定破壳，决定用一种磁铁般的目光，去吸牢生活，吸牢大地。这个时期我写出了《菜子黄了》。”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他的故乡菜子沟。《菜子黄了》以家族为背景，描写家族恩仇，算得上是一部宅院小说。少年石头这个人物，甚至有许开祯童年的化身。读完小说，我想到了菊豆。“之所以能读到《菊豆》 的感觉，可能都是乡下女人为命运抗争，不服输，竭力为自己争取活下去的权益。女人的反叛，女人的挣扎，女人的不屈，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主题。”许开祯说。在他看来，对待大恶，不能只靠善良。“以恶除恶虽然不是可采取的态度，但在那样一个旧时代，除此之外，她还能凭借什么？这样一个悲剧性人物，既是我对那个旧时代的控诉，更是对中国女性自我救赎自我强大的一种寄托。”
我们谈到时下因电影的推出而更加热门的《白鹿原》，谈到宏大叙事和文学反映时代的表达方式。表面看，《菜子黄了》没有刻意将家族命运和时代背景相联系。许开祯坦言，不想把太多的东西归因于那个时代，归罪于那个时代。“是我们人类自身的问题，就需要我们不断检讨不断审视。当然，这样写肯定不会被主流文学界看好，甚至认为这样的书写是不成熟的，也就没了主流圈所说的那份厚重。这点我十分清醒。我写作遵从于自己的内心，从没想过得到主流文学圈的认同与赞誉。我觉得那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获得内心的释放与圆满，是我写作的唯一理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影响我写作。”
和许多书写官场的作家一样，许开祯身上被牢牢贴上了官场小说作家的标签，对此，他不以为然。“官场小说本来就不是一个文学概念，是市场概念。就跟当年我们猛烈抨击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显得霸道而且流氓。文学是多样化的，也是极其个性化的，谁想把文学统在一个模式中，按统一的规则去写，按统一的规则去评，谁就是文学的罪人。”虽对这个概念界定并不认同，但谈起自己喜欢的“官场小说”，他首推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沦浪之水》，以及李佩甫的《羊的门》。“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近期有黄晓阳的《二号首长》，唐达天的《一把手》以及我个人的《省委班子》，这些作品对揭示当下官场生态，挖掘官场中人的内心世界，有非常独到的一面。”
我希望他对现在为房子车子困惑的年轻人讲点什么，他说：“房子会有的，车子会有的。过程总是很辛苦，只有付出汗水，得到的东西才能珍惜。不要抱怨社会，社会发展不同时期，会遭遇不同时期的麻烦与痛苦，当房子和车子不是问题的时候，其他问题就来了，照样令你苦恼不已。乐观向上，踏实前行，少一份牢骚，多一份实干，生活会相对快乐一点。”
我们谈到时下因电影的推出而更加热门的《白鹿原》，谈到宏大叙事和文学反映时代的表达方式。表面看，《菜子黄了》没有刻意将家族命运和时代背景相联系。许开祯坦言，不想把太多的东西归因于那个时代，归罪于那个时代。“是我们人类自身的问题，就需要我们不断检讨不断审视。当然，这样写肯定不会被主流文学界看好，甚至认为这样的书写是不成熟的，也就没了主流圈所说的那份厚重。这点我十分清醒。我写作遵从于自己的内心，从没想过得到主流文学圈的认同与赞誉。我觉得那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获得内心的释放与圆满，是我写作的唯一理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影响我写作。”
和许多书写官场的作家一样，许开祯身上被牢牢贴上了官场小说作家的标签，对此，他不以为然。“官场小说本来就不是一个文学概念，是市场概念。就跟当年我们猛烈抨击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显得霸道而且流氓。文学是多样化的，也是极其个性化的，谁想把文学统在一个模式中，按统一的规则去写，按统一的规则去评，谁就是文学的罪人。”虽对这个概念界定并不认同，但谈起自己喜欢的“官场小说”，他首推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沦浪之水》，以及李佩甫的《羊的门》。“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近期有黄晓阳的《二号首长》，唐达天的《一把手》以及我个人的《省委班子》，这些作品对揭示当下官场生态，挖掘官场中人的内心世界，有非常独到的一面。”
我希望他对现在为房子车子困惑的年轻人讲点什么，他说：“房子会有的，车子会有的。过程总是很辛苦，只有付出汗水，得到的东西才能珍惜。不要抱怨社会，社会发展不同时期，会遭遇不同时期的麻烦与痛苦，当房子和车子不是问题的时候，其他问题就来了，照样令你苦恼不已。乐观向上，踏实前行，少一份牢骚，多一份实干，生活会相对快乐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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