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nes，法国著名的旅游城市。我们中国人对它有两种叫法，一种是中国大陆，习惯叫它作戛纳；另外一种是香港、台湾、东南亚及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习惯叫它为康城。不知道哪种叫法好，反正都是一个意思，都是指同一个地方。

从北京到巴黎要飞十几个小时，到了巴黎要转机，再飞近1个小时到达尼斯，到了尼斯后，如果你图方便，花1000多人民币的出租车费就可以直达戛纳（康城）了。这个地方对于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人来说，就是一块圣地。每年5月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抱着朝拜的心态，来这里朝拜一次，倾诉一次，爱一次，恨一次。

戛纳电影节是除奥斯卡电影节之外的，规模、影响力最大的国际电影节。每个电影人都希望一生中自己参与过的、或出演过的、或导演过的影片，能在戛纳留下一座丰碑，名垂青史。如果说我没奢望过这些，那是假话，谁不愿意享受成功的喜悦，谁不希望自己投资的作品能流芳百世，让更多的人喜欢呢？！但是没想到自己的运气会这么好，而且跟这座城市这么有缘分，最重要的是这种运气来的这么快，感谢上帝！感谢和我合作的导演、制片人、演员和所有的工作人员，是大家的努力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2000年4月底，我在香港，接到公司的电话通知我马上回来，电影局有紧急的事要见我们几个《鬼子来了》的投资人。第二天回到北京我直接去了电影局的会议室，一推开门，董平、王中军、电影局的几位局长、合拍公司的老总都在，会议室里大家都很严肃，气氛有点紧张。在这之前，关于《鬼子来了》胶片到澳大利亚洗印一事，我们几个投资人同电影局的领导开过会，没这么严肃，大家很轻松的就把问题谈妥了。几位局长人都很好，尽心尽力的帮《鬼子来了》做了很多事。今天的气氛太凝重了，让我喘不过气来。

“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不允许《鬼子来了》去国外参展参赛，只是希望它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管理条例的规定来进行。”主管电影的王局长很激动。

原来戛纳电影节在这之前，公布了2000年入围竞赛单元角逐金棕榈大奖的名单，《鬼子来了》在名单上。而当时《鬼子来了》正好在审查的过程中，局里正在给电影提意见，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出了这件事。

“你们都是投资方，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

我、王中军、董平、王中磊相对而视，没话可说。这件事情我们四个之前没有碰过头，我们当然希望自己投资的影片能在国际电影节上入围拿奖，但好像印象中没有商量过如何避开政府去国外参赛或参展。我们都是中国公司，有一点是明白的，没有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在中国做电影根本不可能。我们几个当时都表态，我们没有这么做。

“那是谁做的？你们投资人不授权谁能这样做？”

余下的，这里我就不好展开来写了。

《鬼子来了》是我参与投资的第一部电影。后来就发生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的《鬼子来了》到现在都无法公映的事情。

《鬼子来了》2000年获得了戛纳电影节仅次于金棕榈的评委会大奖。

说实话，我在香港开会的时候，已经买好了去法国的机票，准备散会就直飞法国。后来电影局三令五申，哪家公司都不许去，谁去了后果自负。我也只好放弃，没有去成戛纳。

《鬼子来了》获奖了，心里说不出的滋味。这是我第一次与戛纳结缘。

2005年5月戛纳电影节，我们投资的韩国电影《哭泣的拳头》（《Crying Fist》）入围导演双周单元，这是我第二次与戛纳结缘，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在戛纳电影节中，电影人最光荣的事莫过于走红地毯，上主席台了。

《哭泣的拳头》工作班底全都是韩国人，主创也是。虽然我在市场上做的是亚洲电影概念，但原创还是韩国的。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那天的主席台，我们几个投资人和主创一起上去的，在台上导演、演员、投资人、制片人除了我是中国人外，其余都是韩国人。我一看台下，大都是西方观众，亚洲观众不多，我公司的那几个董事也坐在台下。主持人让我们每个人说几句话，前面所有的人都介绍自己是韩国什么公司、什么人，我是最后一个介绍自己的。我想了想，用英文说：“我是中国人。”台下一片笑声，接着一片掌声，我估计大家把我当成韩国人了。在西方观众的眼里，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没什么差别，他们没想到这部影片中居然有个中国制片人。我继续用英文说：“这是我们中博传媒参与投资制作的电影，电影没有国界，电影是属于全世界的，希望大家喜欢它。”台下又是一片掌声。我的几个董事站了起来，拼命给我鼓掌，晓鸽还竖起大拇指夸我！这，就是电影的魅力。

《哭泣的拳头》在戛纳很受欢迎。我本来是打算等电影节闭幕再走的，但因为国内别的商务事情，我提前回到了北京。没几天，我就接到了法国的电话，第一个通知我《哭泣的拳头》获奖的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陈弋弋，我在办公室里，把这好消息告诉了公司的同事们，大家一片欢呼雀跃！

《哭泣的拳头》获了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国际评论家协会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