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自负如何走向致命的自负

 
阎崇年先生被打，博得一片同情。但是，阎先生随后的言论却博得一片嘘声。他说打人事件并非学术之争。和他进行学术争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清史研究领域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
 
晕倒！这三个条件估计把全中国的学者都给雷住了。钱穆、吕思勉、陈寅恪、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史家”，应该有资格与阎崇年先生对话了吧。但是，吕思勉、钱穆先生均未读过大学，更没什么专业。陈寅恪先生，赴清华国学研究院当教授之前，无任何学术专著。梁启超先生说：我梁某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至于国际学术讨论，“现代四大史家”估计没参加过，至少不会都参加过。现在连一个乡都要举办“国际板栗学术研讨会”了，国际学术会议泛滥至此，参会究竟有何意义。
 
对照阎先生的简历，或许能看出些许端倪，那三个条件似乎是为自己“量身定做”。阎先生大学历史系毕业，著作多部，曾倡议并主持第一届和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幸好，阎先生没把事情做绝。如果再把“必须是央视百家讲坛主讲”这一杀手锏祭出，估计所有地球学者都得缴械。

 
但是，仅仅这三级门槛也就足够了，“现代四大史家”尚被挡在门外，遑论其他。

真是吊诡，阎先生被打本来就有对话渠道不畅的原因。被打之后，阎先生非但没有降低身段积极对话，反而又抬高了门槛。一掌之后，阎崇年先生没有任何进步，反而多了一份“理性的自负”。
 
我们依然要强烈谴责以暴力来解决思想问题。问题是，如果思想者故意抬高对话的门槛呢？门槛太高，表面看起来大门是敞开的，实际却高不可及，“理性的自负”关闭了对话的大门，因而可能再次面临“掴掌”。
 
这种用抬高门槛关闭对话大门的方式，在其他领域里屡见不鲜。
 
以信访为例，它是公民与政府对话的一个重要路径。然而实际呢，“不怕群众上吊，就怕群众上访”。上访不准越级，人数受到限制。越级上访被地方政府公开打击，截访拦访蔚然成风。本级政府不予解决，上级政府不容反映。法律保护的正当行为被演绎成了“二十二条军规”式幽默：只有我不在的时候，你才能找我。只有疯子才能免于飞行，既然你提出自己是疯子，就说明你不是疯子，请你继续飞行。
 
听证会，是公众与政府对话和博弈的主渠道。但是听证代表遴选常常虚以委蛇。北京世界文化遗产门票价格听证会，听证代表必须是北京市民。听证结果自然一致支持涨价。
 
更为典型的是突发事件，常常是政府一边公开辟谣，群众一边“不明真相”。警力替代了沟通，控制替代了对话。应有的对话变成了对抗，潜在的契机变成了危机。今年这种程式化危机再三上演。贵州瓮安事件、上海杨佳事件令人难忘，也令人惋惜，“理性的自负”最终走向“致命的自负”。
 
公众与公众之间，公众与政府之间，总有异见。南非大主教图图说，“我们为这种差异而欣喜”。有差异社会才更生动，更多元。异见如何和而不同和平共处，路径只有一个，对话。

关门造成的问题，惟有开门解决。对话尚未解决的问题，对抗也解决不了，惟有继续对话。从阎先生一掴，到杨佳上海一刀，再到贵州瓮安一乱，相信人们都能感受到开门对话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