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弦弈

七年前，我还在柏林学习的时候，有一次，携夫人去巴塞罗那海边度假。这次旅行是Holiday提供的服务，包括大巴和旅馆。上午10点半出发，车到法国境内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车上有老人，有中学生，还有像我们这样没有钱的青年人。一路上，那些中学生叽叽喳喳，闹个不休，即使到晚上也没完没了。一个老人实在受不了，对着这帮孩子大喊：“你们也有年老的时候！”言下之意，我们老同志要睡觉，你们这些毛孩子要体谅老人。这也有点国内老人训斥年轻人的味道。我原以为这帮小孩会因此安静下来，我万万没有想到，突然从那帮孩子中传过来一句反唇相讥的话：“你们不也年轻过吗？”老人闻听此言，无语。一番较量之后，睡觉的睡觉，吵闹的吵闹。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德国的老人，我的体会是，德国老人可怜而又无奈。

第二次接触德国老人很偶然。一天下午，夫人独自在一家酒吧喝饮料，碰巧傍边是一个老人。老人对中国功夫很感兴趣，于是就跟夫人聊起来。他问我夫人会不会功夫，好像中国每个人都会一两手似地。夫人倒是会功夫，打歹徒不行，打老公可以。最后，走的时候，他发出邀请，欢迎周末到他家做客。后来，据介绍，这位老人其实不是德国人，是荷兰人，年轻的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船厂工作。他之所以居住德国，是因为她的女朋友是一个德国作家。他们同居，但没有结婚，两人都有自己的孩子。周末，我们如约而至。晚上一块吃饭，在饭后的聊天中，两位老人的一个问题让我印象深刻，他们问，为什么我们这么愿意跟老人聊天，在德国，年轻人是不愿意跟老人待在一起的。我们回答说：在中国，我们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我们都很尊敬老人。对此，他们惊讶不已。

第二次接触德国老人，我的体会是，德国老人浪漫而又理性。

第三次接触德国老人，是由我在柏林自由大学的同学Klaus介绍认识的。老人是Klaus的爸爸，二战时候德国的炮兵，是年81岁。当年盟军诺曼底登陆的时候，他还在睡觉。他说，美国人好像从天而降，还没清醒过来就被俘了。“如果我们不开辟两个战场，胜负还真难料。”老人说。战后，老人进入西门子公司做工程师，一直到退休。老人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一个在慕尼黑Eisenbach，一个在柏林。在慕尼黑的那个女儿，已经20多年没有见面了，在柏林的这个最后一次见面是8年前，平时偶尔还通个电话。Klaus和他爸爸不住在一块。因为老人腿不方便，Klaus周末的时候还过去帮忙采购点食品。平时只有靠老人自己。老人最大的爱好是看电视，他有两个电视机，看电视的时候，两台电视都开着，他一天看电视的时间是10个小时以上。2008年，我在跟Klaus通信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爸爸去世了。

第三次接触德国老人，我的体会是，德国老人孤独而又无助。

这次来到波鸿，我第四次接触德国老人。上周五，我步行从学生公寓去鲁尔大学，路上碰到一个老人推着一个婴儿在走。我很好奇地上去聊天，老人叫Hermann，今年67岁。婴儿车里的婴儿，是他的外孙，刚四个月。我问：“我听说，德国的老人不喜欢替子女看孩子。”Hermann说：“你知道，退休了，有很多的空余时间，我女儿忙不过来，我就过来帮帮忙。”据Hermann介绍，他现在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金，他住的房子有90平米，每个月租金560欧元。我问：“你为什么不买房呢？”他说：“我们一直租房子，习惯了。再说，现在退休了，钱越来越少了，支付不起买房的费用。”他介绍说，在德国，住房的主流是租房，60%的家庭靠租房过日子，只有40%左右的家庭拥有个人住房产权。

第四次接触德国老人，我的体会是，德国老人有人情味，却没有房产。

以上四个案例仅仅是德国老人的一个缩影。进入新世纪，德国人口老龄化加重。老人增多给政治带来很大的影响。施罗德时代，由于社会福利支出越来越高，财政赤字日益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施罗德一方面减轻个人和企业税负，另一方面开始削减社会福利。这一举措对于缓解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是一副良药，但老年人对此无法接受。他们抗议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承受了很多的社会责任，让老人过着很舒适的时候，等我们老了，却要过紧日子，这太说不过去。”老人最后抛弃了SPD，选择了联盟党。然而，无论是哪个政党上台，都无法解开这个死结，老人问题渐成痼疾。

由此来看，德国的未来取决于老人，而不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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