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调的转述

——《西方哲学管窥》后记

2014年6月，我熬到了梦寐以求的赋闲人生。可是，伴随而来的是收入缩水，按揭房贷告急。在临沂兴业的一位族叔，有意聘我到他公司当顾问，年薪高出我的预料。我问他为什么给这么多聘金，是不是带有资助性质？他回答说：“如果只是资助，我拿出一笔钱把你的房贷还清就是了，干么还要采取这种名义？我看重的，是你在推敲合同时咬文嚼字的能力。”他的事业不大，加上几家连锁厂，一年也就是挣个几百万块钱。因为公司聘不到专业文员，在与客户签订合同时，对方做了手脚，自己或者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不知道如何修改，每年要吃几十万的亏。自从我为公司的购销合同把关，就没再遭遇这样的窝囊。听了这样的解释，我仍然觉得拿这样多的年薪不踏实。

没过几天，在枣庄高新区兴业的朋友褚祺，听到我离岗的消息，也动议聘我当文化顾问，年薪为临沂的一半。他花钱聘我，倒不是为他推敲合同，而是不定期与他聊天，讨论中外文化，扩展自己的格局。我怦然心动，口头答应之后，火速赶到临沂，向族叔陈述了褚褚祺的意向，与他商量折中方案：把聘金减少一半，不在临沂坐班，如果需要为合同把关，我随叫随到。族叔欣然同意，但是不让我马上回枣庄，要我留下来对他的管理人员进行“文明培训”，并规范所有的规章制度。

在临沂的十几天里，我感到自己就像一条鱼缸里的鱼，忽然跃入鱼塘，尽管没有江湖那么开阔，却能舒展身体，由一味“点头”变得有资格“摇头”。

其间，有高明人士想到“废旧利用”，准备聘我去“带几个徒弟”，我谢绝。原因是：第一，所谓“带徒弟”，是培养像我一样的写手。我的文字功夫，不是短期形成的。早年，我在市立医院写了上千份完整的病历，养成了获取第一手材料的习惯；在党政机关十几年，一年到头写公文，练出了可大可小的身段；业余时间写小说，培养了模仿他人语风的能力，为谁捉刀就像谁的文笔，这是一般枪手望尘莫及的。1994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我在县档案局工作八年，每天拿出六七个小时苦读中外经典，做了200多万字的笔记。这些经历垒成的功力，很难“拷”进别人的“硬盘”。现在，如果要求他们像我一样读经典，显然不合“速成”的期待。第二，我从十几岁开始，从通讯报道员到医生，从县委秘书到办公室副主任，从档案局长到高校教师和有“官衔”的研究人员，每天都在“服从领导”，有些服从是违心的，甚至是苦不堪言的。到企业当顾问，与老板是甲方乙方关系，无论褚祺兄还是我的族叔，都不是我的“领导”，如果不愉快，随时可以解除合同。我的后半生，不想再以服从为代价换取面包。第三，两家企业给的聘金，非常诱人，一个离职人员，已经没有无私奉献的义务。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多活几年。在岗的最后几年，一年365天，每天伏案十几个小时，不停地撰写由别人署名的学术文章，多次逼近过劳死的边缘。如此透支生命，却没有任何名分，连续奉献了九个假期，却没拿到加班费，实在于心不甘。如果接受“体面单位”的返聘，不可能“只带徒弟”，而是继续吐丝。到企业当顾问，不会如此拼命。

2014年8月下旬，我和褚祺签署了聘任合同。其中一款是：任何一方，都有随时提出解除合同的权力，被动方必须无条件接受。我和褚祺是多年朋友，按说不该写上这一条款，之所以这样，是为了彼此的自由。我不愿被一纸合同拴住，也不愿让他为“请神容易送神难”而发愁。再次去临沂时，我希望也与族叔签署这样的合同。族叔的回答是：我先给你一年聘金，一年之后，你如果不想来了，我继续给你这么多钱。因为，你以前为我推敲合同实现的效益，足够你五年薪水。咱们是自己爷们，没有签署合同的必要。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每隔半个月去一趟临沂，每次在公司待三四天。除了一些必要的文字处理，也为族内在校学生点评作文，有时候参与公司的决策。不在临沂时，需要我把关的业务文书，通过电话商量，用E-mail传递。与褚祺每隔十天八天一次见面，交流一上午，讨论两三个议题。这期间，身边的官场发生了一次震荡，我自成一统，心静如水，连“作壁上观”的兴趣都没有。因为，我在临沂享受亲情，在枣庄高新区享受尊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自身价值。意外发现，在官方机构挣来的钱与在民营企业挣来的钱，花起来没有区别。常言道“痛苦寻觅幸福，幸福渴望永恒”，既然我对眼下的状态满足，也就没有必要关心别人的升降浮沉。

这一年的春节前夕，褚祺问我，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家，应该具备哪些学识？我回答说：你的学识已经为同行所不及，但是有些领域还存在断层，最好全部打通，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褚祺与我商量：能不能针对他的不足，设计几个系列讲座？我考虑了一下，愿意为他讲授世界格局、中华文明和西方哲学。至于每个系列需要讲几次，容我慎重考虑。褚祺当即向我提出：春节期间，请我对这些讲座进行具体设计，节后开始，每个周六为他授课半天。先讲什么后讲什么，由我决定，他完全服从。

春节之后，我先给他讲世界格局；然后，再讲中华文明。我发现，褚祺的自制力、注意力、理解力、记忆力都非同寻常。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顶着经济下行压力创业，每个周六雷打不动听课，连续三个小时不走神倾听，然后，用自己的语言风格向我复述一遍。还有，他善于把知识转化为智慧。这样的企业家，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中华文明的讲授，褚祺听得异常认真，这引起了我的警惕：我是给企业家授课，他如此投入，会不会影响事业发展？如果这些内容固化了他的价值取向，遮掩了他的认知视野，这样的学习效果，是不是适得其反？为了对他负责，我决定，讲完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暂停中华文明的讲授，改讲西方哲学。等到把西方哲学讲完，再回头讲授中华文明。

于是就有了这部讲稿。

这部讲稿，不是严肃的学术文字，因为这不是西方哲学通史，我是根据褚祺的需要对西方哲学进行取舍，与权威的同类教科书有所区别；同时，我在编写讲稿时，不是摘录哲学家的原话，而是用通俗语言转述其观点。作为讲授者，工夫用在课前，讲起来容易，作为传播性文字，有失规范。

尽管如此，褚祺却有意印制成纸版文献，一是用来今后温习，二是留给子女阅读。我考虑再三，觉得不踏实：这部讲稿不是我的研究成果，而是我的通俗性转述。有些转述，不是基于原著，而是在别人的研究成果中抽取。作为口头授课提纲，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问题，印成纸媒文献，万一有人指控我剽窃他人成果，必须担责。当时编写讲稿的时候，没有注明哪段内容来自哪位学人的成果，现在寻找出处，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不作注明，既是对前人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可是褚褚祺认为，印制几十本自存，非关商用，不会引起纠纷。于是，我对以上讲稿，作了一遍文字订正，删去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内容，形成了这个版本。

此前讲授的世界格局和中华文明，也有讲稿，只是那两个系列还没完整地讲完。世界格局尚缺经济部分，中华文明只讲到秦朝，汉以后的内容还没涉及。我们计划，到2017年春天，这三个系列的100堂讲座，能够收官。讲完这些，褚祺需要、我能讲授的东西，也就不多了。那时候，我想过几年懒散文人的日子，静静地梳理一番自己的经历。等到把身心修炼得彻底澄明，是不是要写几部自己署名的著作，那要看天意。

在《西方哲学管窥》付印之前，我要感谢我的族叔，是他，让我尝到了书生也能挣钱的喜悦。我要感谢我的朋友褚祺，是他，让我不需要离开老婆孩子，就能潇洒地挣钱还账；他的求知欲和定力，激励我继续学习，激励我开辟新的知识领域，我在帮助他“打通”断层的同时，也打通了自己。

关于这部讲稿的“含金量”，我自信不低。但是，这里面的“金子”，不是我的。为此，我郑重声明：讲稿中没有我的任何创造，所有观点，都是转述，连丝毫的生发都没有，因此不享有知识产权。讲稿中引述的哲学家言论，即便是加了引号的，也作了改写，为的是通俗易懂。因此，我把这部讲稿，称作是“走调的转述”，而非个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