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历史观的一点综述3

如果今天通过“时间和空间”的“人类文化概念”内涵看，或许会发现“占卜”、“绘画”、“音乐”、“诗歌”、“天文历法”、“宗教”、“医学”、“宇宙学”、“机械运动物理学”、“现代物理学”。。。。。这些“知识、学问”中，都可抽绎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类型模式”，同时又能看到意想不到的差异和沟通的困境，而“时空概念”在文化起初的形成看起来却很“卑微”，也只是来自“日圭”的“立竿见影”的定位，人类也就有了“時（日土寸）”的“概念命名”或“时空观”，就是说这时，我们可以由某个地点、方位立杆投影，定位太阳之“时”。至少，由此从我们“观察”的“自然现象”意义上，建立出了天空的“日月星辰”与“地球”上“万物及人”的联系或“活动变易过程”的对应性、计量性、测算性、联系描述性等等，显然这是人类存在于地球上所能看到的“物象”或“自然整体联系的时空域”了，我们称作“天地”、“宇宙”、“时空”在这种“整体自然”的名称意义上都是一样的，但其“认识论内涵”实际却有不同。

今天大致来看，从中西文化差异来说，或许可以“用时”的概念异同性分析，由此或许集中在“人类文化”的两个核心点，即“科技”与“宗教”类型来涵盖。今天“科技”有个自然万物整体联系的时空观或宇宙文化模型，这是通过现代物理学、天文学等等所体现的“现代科技文化”；同样，从中国考古中，我们发现还有另一个“远古宗教类型的科技”形成的时空或宇宙模型，如易经、天象学等等，这种宇宙论文化模型以至于延续到清末时期。有人说前者是以时间定空间，后者以空间定时间等等，说明两种时空运算方式或类型不同，先不管两者的区别或是否可以统一，而在这种意义我先都称为“科学技术”，因此，我想还有个超越这两者的“人类宗教”含义隐含在这两种“科技”之内，而这个“宗教”含义，我认为应该指向涉及我们生命本身介入其中的内在解读。

以这种方式的区分来看“文化”时，“科技”始终潜在着与人类“获利性”意识相关，诸如人类开发其他存在物的“实用性”、“人工性”含义，并由此产生“农业发明”与“工业创造”等文化，我们自然会想到“农业发明”是上古文明的“文化科技”，“工业创造”是现代文明的“文化科技”，但首先我想应该理解为它们都试图解决“人类生命生存性或延续性”，同时我们又会发现，人类又潜藏对自身生命体生死过程唯一性的困惑、恐惧与困扰，似乎“宗教文化发明”，就是试图解决人类对自身生命唯一过程的认识和理解，这或许是人们“崇拜科技或宗教”潜意识的两个文化创造来源。

然而，“宗教与科技文化”的由来，是人们由于“生理”或“心理”这两种原因而发明的“文化”形态，不如说，人们正是“发现”了“自己”才发展出了“两种文化构建可能”，并也由此渗入到“文化各种领域的创造和表现”中，也由此构建出诸如“社会”、“国家”、“经济”、“艺术”、“道德伦理”等等“文化发明”，因此，不论是“科技文化创造”还是“宗教文化创造”，正如老子所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我认为“时空”最早的“科技性”或“科技史文化形成”应该追溯到最远古时期，当然，这也同时包含着“宗教文化形成”，也就是人们“采集狩猎”期。这里，我只是想从另一个视角来说这种“科技文化创造的是什么”，也就是“时空文化”形成的可能和必然。比如就“科技含义”而言，最初人类所谓要获得的“物”就是“采集狩猎”的“物”，也就是满足人类“基本生存”的“生理身体需求”，即“吃动植物”！而“其他工具制造”或“科技文化”形成，只能算是获得这种“物”的“手段”，但并非必要，正如现代非洲南美并不需要太多科技一样。

但获得“动植物”就要有对“动植物”有着充分的“了解”，这甚至也是任何“动植物”对付“天敌或捕获动物”所具有的“基本能力”，而这种能力并非我们想象的象“本能”那样理解的“机械”、“单纯”、“简单”，潜藏在牠们内在中有着各种“智慧、能力磨练、灵活性的计谋”发挥等等。因此，对当时人类面对的“动植物”而言，这种“了解天敌或采集狩猎”的“智慧和能力”也是非同一般。比如，从今天生物学家观察研究的“活性动植物世界”中：“植物”的“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动物”的“出生、繁衍、死亡、狩猎活动”都有着强烈的“周期性”，也就是说牠们都具有“重复出现的规律性表现”，我们知道，只有重复出现的“周期性”，才可能具有“自然科学规律性描述”或“文化发明”。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日圭”的发明很可能由此开始。因为“日月星辰”与“动植物活动规律”和“对应性”，在远古生活在森林的人们，实际可能比我们现代人想象和体现的更多更强烈，这种规律性不但体现在“日月变化”、“气候变化”等等的“周期重复性联系领悟”，还包含了人类在其中如何理解自身在这种生存环境和活动规律中的理解等等，人类对待其他动植物而言，也正是在以“自身时空存在特性”为参照或衡量，由此把握“日月星辰”与自己和其他各种“动植物”的“活动规律性”。这反而倒是现代人所难以体会到的“场景”，然而，现代生物学家经过艰苦的观察和跟踪测量却带给我们大量这种“生物活动周期律与天文关系的信息理解”。

如果今天我们看看“动物世界”的观察和介绍时，我们会发现，生物学家们用“时”来测量动植物活动过程时，竟然发现各种动物都有各自一定的“心跳频率范围”，也包含着牠们“活动模式的不同节奏感”联系，牠们的生命周期、繁殖生长交配活动等等，都是与“季节”或换句话说与“天文周期”密切联系，或者说它们天然就已经有了与“时”相关的不同“周期律”存在，当然，这些观察还包含着各种动植物奇妙的感官能力、气象变化感知能力，植物发芽的时刻、动物繁殖时刻、动植物生长周期、猎食时机、迁徙周期、生死寿命周期等等，这让我们会想到一种“不同周期性的科学规律性”，可能令人惊奇的这实际也是与“日月星辰或季节”“周期性”有着各种对应现象！比如月亮影响的潮汐现象对动植物选择繁殖时间的对应等等，似乎牠们都能“精确计算”什么时刻、什么时机、什么时间、什么季节该交配、繁殖、死亡等等。

有趣的是人类拥有“科技”文化以来，与人类生存联系最近最基本的“动植物”，始终被看作“吃用”来看待的或发明的。然而今天，人们似乎意识到最复杂、困难、不解的“科学”，恐怕不是“物理学”，而是这些“动植物”的“生命科学研究”。正如人类历史以来，我们的“科技文化”始终建立在“怎样获得”、“怎样吃”、“怎样利用”、“怎样猎杀动物”、“怎样砍伐树木”的“科技研究”，由此发明了各种美食技术、皮毛处理技术、木才使用技术、养生技术、造纸技术、治病技术等等，却从没有从一个有“心跳的动物学”或“文化”来认识和理解“动植物”的“自然现象是什么”。

假设把远古人自身也作为其中一种生物或动物来看，他们也一定有着这种自身隐藏或携带的无意识“生物时间或生命节律感”，也就是他们也很关心或更关心着自己“心跳周期律的活动规律”。由此，我们也同样意识到或联系到“天与地”，也就是联系到“日月星辰与自身关系”的联系，由此产生“占卜”“宗教”等等“行为”，某种意义上说，人即感知或体验到了自身“生命各种周期性”与“日月星辰和大地”的根本联系性，又是发现了如何借助“自身生物性”的“周期性”“衡量”、“测算”、“猎取”、“利用”其他动植物的“生命活动周期性”。这或许就是最初“古天象学”或“天文历法”能很早获得发明的原因吧。

在我看来，这是人类最早期或远古时期最初创造出的“天文历法”、“天象观察”、“时空观构造类型”或“宇宙观类型”与“采集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社会类型创建”、“宗教文化”、“迷信”、“文化教化”、“科技创造”、“战争争夺”等等，都具有相互联系性，并由此始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承与延续。

然而，当我们从“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史”来看，我们只能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并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已经“改造”了上述“天文学”、“宇宙观”或“时空观构造类型”等等，在我看来这种类型的“天文学和宇宙观”，已经脱离了对“生物或动植物活动规律性”的“文化描述方式”与联系方式，换句话说，它更体现出“非生物性体”的“自然时空科学构造”与“自然改造技术”，由此奠定了现代西方发明的，诸如机械装置、电力、电子、数字信息技术发明等等，这些理论模式基本都是基于古希腊创造的“自然哲学与科学观”形成，当然这个“自然科学”的基础形成实际是与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早期“天文历法有着密切联系”，只是其“周期性”定义，不再对应“动植物生命周期律”，甚至也不再包含着“人对自身自然规律体认”的“宗教文化创造”，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来看是以“圆周运动”为“计量单位”，以“直线运动位移”作为描述“自然几何式运动变化”的“数理逻辑创造”，并以奠基了西方“自然科学思维、改造和实践”的“自然观”。正如亚里士多德定义的“时间”那样：“时间就是运动的数”。这可能是以后“西方自然哲学”的“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认识论的由来，也是西方“自然科学与基督教文化对立”的历史表现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