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日记（2016年2月21日）

差不多有两年没患感冒了，这次久违的感冒，好像比以前稍重，因为伴随扁桃体炎和气管感染。吃了一些常用药，效果一般，因为自己是医生出身，对这种小恙心知肚明，不感到害怕，索性躺在床上读书。

这次读的是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此前读了一些，准备利用养病的机会读完。因为体力不支，只能理解，没有联想的能力，估计记忆也不会深刻。尽管如此，还是坚持着读完了。反正，读了就比不读强。

读完《中国哲学简史》，感冒不仅没有见轻，反而有加重的迹象。于是命令自己，什么也不干，就躺在床上一门心思养病，争取早日康复，保证在26日之前，写出关于尼采的讲义。

妻子在外旅游观光，她不知道我现在是病人，一天一次电话保平安，我只能说假话（欺骗并非全是恶意）。一个人躺在床上，想着多年来睡眠不足，现在干脆睡它个淋漓尽致。入眠之后，开始做梦，梦境是背诵《中国哲学简史》。背不下来原文，只好回忆重点。其劳累程度，远超过清醒中的阅读。在极度疲劳中醒来，口干舌燥，鼻孔冒火。喝水吃药之后，不敢再睡了，于是思考。

我这个人，可能是生就大脑不能空闲的命，只要是醒着，不是通过阅读和观察摄取营养，就是加工心中储存，或者以写作的方式创造。这或许就是天赋吧！

所谓天赋，就是某个人在某个方面有过人能力：当撇开功利、非关奖惩的时候，仍然对某种行当痴迷；在同门接受同样的指教，他比别人进步快，且有创造性；最重要的是，他终生都不能放弃这个行业。一个人被认为天赋好，是因为这个人选择或接受的行业，与他的天赋兴趣吻合，外部条件又为他提供了终生坚持的保证。如果选错了行业，或者因生活所迫而接受了另外的行业，这个人可能一事无成。因为与职业无关的天赋没有展现，别人会认为他天赋一般。

现在的艺术高校，是富人为子女烧钱的地方。如果有人追踪所有学子毕业后的艺术成就，会令人沮丧。为什么？因为这些学生，未必有过人的艺术天赋，因为家长有钱，文化课不及格，就花钱读艺术高校。既时髦，又能拿到被社会认可的文凭。如果家长有花不了的钱，孩子到里面混几年，即便不能成器，也见了世面，学到了一些艺术欣赏知识。怕就怕在某些日子过得紧吧的家长，砸锅卖铁，把子女送进艺术高校，渴望孩子毕业之后，一夜成名，迅速暴富，让投进去的学费有超值回报。这个孩子如果艺术天赋过人，成功率可能有一半，如果天赋一般，这个家庭就被害苦了。

我想起1960年前后的农村文艺宣传队。那是由本村青壮年组成的业余演出班子，他们白天与其他社员一样干农活，晚上排练节目，不计工分。一台“样板戏”（如《红灯记》之类），从拿到剧本，确定角色，到熟悉台词，到匹配唱腔，再到彩排，只要十几天时间。宣传队的演员和器乐伴奏者，要求是贫下中农。但是，有些角色，宣传队里的现有人员不胜任，只有悄悄地让地富子女加入，向上级备案时，谎称是“老中农出身”，把他（她）父亲的名字，改为中农出身的叔叔大爷。还有一些女演员，是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文盲，可是艺术天赋好，演样板戏中的李铁梅、阿庆嫂，几乎是天造地设。她们不识字，就让识字的人一句一句教台词，不知什么原因，那么复杂的台词与唱词，四五个晚上，就记得滚瓜烂熟。虽然演的是“样板戏”，伴奏乐器只有一把京胡，一把二胡，一张土琵琶（当地叫月琴），一个鼓，一面锣，一对嚓，一对梆子，一管笛子，如果再有一管唢呐，那是很奢侈的。伴奏者，之前也没摸过这些乐器。经人教上一两个晚上，心领神会，很快就能生疏地操作，熟悉两三天，开始练习伴奏乐谱，十几天工夫，就能上台。有的人，所有的乐器都能使用，随时准备替补别人。这些乐手，大部分不识字，文化程度最高的，也就是读到小学四年级。当时，我还是“小屁孩”，非常羡慕他们的才能。现在明白了，这是天赋。宣传队长为了保证演出质量，从来不照顾人际关系，谁能胜任哪个角色，就把这个角色交给谁。

扯远了。还是回到现实。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形成的读书习惯：边读边联想，尤其是与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感悟相联系，思考如何把生活转化为艺术形象。这种联想式阅读，多是对他人作品的故意误读。我知道，这对于作家是好事，对于研究者，则是走偏。所以，我在阅读时，要启动三套思维系统：用误读系统消化和升华自己的生活，用正读系统撷取撰写论文的材料，用畅读系统享受阅读快感，不让读书成为苦役或任务。这样，在我的精神系统里，形成了五个活动着的世界：一是现实世界，这是常人也能感觉到的世界。二是过去的世界，由那些对我具有影响力的故人构成。三是艺术世界，这是通过多年阅读，在心中形成的艺术画廊。四是生活积累的世界，这些生活，已经是艺术化的生活，由原始素材升华成创作题材。五是想象的世界，也就是尚未用文字固化的作品世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阅读，都在充实、升华这些世界，而这五个世界，也积极参与我的阅读。

这样的阅读，尽管是精神享受，劳动量却是巨大的。我做过一次体力消耗测量：早晨开始读书之前，称一下体重，四个小时的阅读，大约消化六七万字，记下一两千字笔记。期间，饮水和排尿数量大致相等。四个小时下来，再称体重，比早晨减少1公斤。

我之所以在阅读中随时记笔记，是担心事后把当时的灵光一闪忘记。所以，始终开着电脑，有了自认为精彩的想法，马上记下来。有时候，同时产生三四个想法，我就先在卡片上记下关键词，然后一个一个详细记录。当然，有些令我心动的地方，只思考，不记录。比如读小说时，读到别人的“败笔”，停下来提醒自己：将来，在我的作品中，不能出现这种段落；读到拍案叫绝之处，我要提醒自己：这样的神来之笔，我必须避开，否则，就有模仿之嫌。

有人认为我过目不忘，否则不会记住那么多的内容，于是向我请教。我有五个读书策略，说给他们，发现对方的表情漠然。后来才知道，来请教的人，目的不是提高阅读质量，而是要我帮助完成急于发表的论文。今天在病中写日记，想起这些经历，感慨万千。阅读，有获取功利的，有用来养浩然正气的，有消遣的，有以此丰富精神世界、扩展关注领域的，有通过阅读远离平庸，使内心强大，提高享受生活和忍受生活能力的。这几种读书目的，是可以兼顾的，关键看阅读过程中的意向。如果一味功利，可能连功利也得不到。还有，读过的书，是能够多次利用的，比如阅读某本小说写了一篇评论，将来仍可另写一篇，学术成果与上一次互不雷同。阅读的收获，要进行分类，区分哪些是别人也能理解的大路货，哪些是属于自己的私房。在误读中激发出来的人生感悟，是不能与别人分享的，因为别人没有同样的人生背景。

当代文学大师王鼎钧，解释袁子才“病中只读自家诗”：依我的体验，人在病中意志薄弱，你想安慰他很难。自家诗可以使病中人觉得如同小时候感冒了,母亲温软的手掌覆在前额上，满足、安全，陶陶然自我欣赏，病榻上的时间过得飞快。

我不是诗人，没有“自家诗”可读，至于“自家文”，那些“酬世”文章，是不能自我安慰的，自己看重的文字，是没有完成的长篇片段。这样的文章不能读，只要打开，就会思考如何扩展和重构，这是力气活，病中不宜。几位师友的作品，也不能读，用来消磨时间，那是亵渎。

于是读小说。

这些年，迫于生存，我很少拿出时间读小说，对我来说，读小说太奢侈。只在每年省市两级的“两会”上，利用空余时间静静地阅读。因为这样的时间不多，每次开会之前，总是在“待读书目”中选了再选，只带非常渴望阅读的。今年的两会，读了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洛奇的《小世界》，感叹自己读晚了。现在生病，没有静心卧床的习惯，没有办法，惟有读书。我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找出来，准备啃下来。关于这部巨著，有人认为是壮丽史诗，有人认为冗长拖沓，还有说教的成分。可是，这部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高，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

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托尔斯泰表现复杂宏大的场面时，有过人的驾驭能力。这些年，我在思考自己那部重要的小说时，为能否写好那几个宏大场面而担心功力不足。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时，在35岁到40岁之间，正是体力强壮精力过人的年龄。后来的长篇《安娜》和《复活》，就没有《战争与和平》中那么宏大的场面。如果是出于艺术需要，而不是思维退化，对我将来的创作，倒是安慰。如果一个人年过六十，不能驾驭大场面，我的那部小说，就有弱笔。

作为阅读者，读到哪里意识跟到哪里，至多想着前面。一部三四百页的小说，读到结尾时，前面的内容完全在显意识中浮现，也没有多少负担，因为阅读期间可以忘记其他，把精力集中在书里。创作者就不同了：纵的方面，要想着过去时、现在时，还要想着未来时。那个未来时非常活跃，行为隐秘，没有定型，随时能够逃匿得无影无踪，必须在经营现在时的时候盯紧它。横的方面，要考虑旁枝、人物之间关系、性格逻辑、季节与气候、民俗习惯。还有无形的东西，体量似乎比这些还复杂。所以，写长篇，是的的确确的力气活。我已年近六十，准备在六十一岁之后创作这部小说，如果两三年之后体力不衰，照现在的精气神，还能不能拿动这部作品？

我继续读《战争与和平》，不到两个小时，就觉得注意力分散，体力不支。读这样的作品，已经不能承受，创作超过这样的作品，体力能够跟上吗？我自我安慰：现在是病中，体力自然不行，等到恢复健康，写长篇的体力还是绰绰有余的。何况，那部长篇，有一多半是自己的经历与见闻，有此感情线索，不会半途而废。

由此，我明白了文学史上的创作现象：作家的第一部小说，是写他自己；最后一部小说，也是写自己。为什么？早年，文学功力不足，只有靠经历引领；晚年体力不支，要借助阅历牵拉。当然，有的作家，第一本书不写自己，直到晚年才写自己，那是早年舍不得动用那座富矿，一直修行到成圣成佛，才去开采。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就是这种情况。

我自认为积累了几十年的那股“邪劲”还没释放。一个人的精神生命力，如果还没释放，在一定的时间内，不会自然消失。某些人进入老年之后，牢骚满腹，对自己的“壮志未酬”怨天尤人，那是他的“壮志”没有积极价值。“不酬”还好，如果实现，不是制造灾祸就是生产垃圾。

写到这里，再次为未来的创作鼓起勇气。感冒还未见好，阅读必须停止,为将来大干一场善待身体。

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等到六十之后才写那部重要之作呢？是不是相信宿命？前不久，我跟一位学生讨论文学，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说，一部作品的诞生，是天心人意共同的产物，当然不能排除宿命。对于我，迟迟按兵不动，还有现实的原因。在中国，白领人员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六十岁，六十岁之前，我在心理上还没离岗。而且还没还清房贷，有债务，就有压力，不自觉地生出对创作不利的情绪。等把房贷还清，我会集中精力创作。因为，文学创作，不能是获取世俗利益的手段，而是有钱人为实现人生理想所从事的的艰苦创造。我引申说：文学让房奴走开。因为，欠房贷的人，看到别人有豪宅而不欠房贷，会心生不平之气，这种情绪，可能转化为恨。年轻人在阅读时，可以有恨，作家在写作时，不能有丝毫的恨，只能有爱，有宽容，有理解。我想起莫言《人类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这篇文章，莫言对强者敲响的警钟，也许进入不了强者的耳朵，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有这样的情怀。我跟那位学生说，你是中学语文教师，教学生写作文，既要注重技能训练，又要培养他们的人类情怀。如果有一天你拿到博士学位，到大学任教，再教写作课，就不要把技术这类“小道”作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