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真境界》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像《老子》第一章这样以极其严密的逻辑，讲述“心”——“生命”、“知”的基本运动形态的文字，是极为罕见的。就是《老子》本身，后面章节的行文风格，多是对自己心灵“知”运动状态的诗一般的描绘，就没有了像第一章这样层次分明的纯逻辑语言。

就中国古文化全体说，除了《老子》第一章之外，就像《大学》、《中庸》这些类近似教课书一样的教材，也都是提示人们在自我的生命活动中，即在具体“知”中，如何具体“用心”，“致良知”。从来没有如现在的西方哲学那样，把什么概念都条分缕析的讲个玄天玄地。中国古代经典永远只是讲“用心”。不是教你如何“致良知”用心，就是圣贤们通过自己对某事、某物、某人的看法，来体现自己是如何“致良知”的。庄子、孟子的主要篇章都是如此。不是教你如何“用心”，就是就具体问题示范给人们看，何为正确的从“知”而“致良知”的“用心”？

这不仅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许多经典著作，就是和佛经也有极大的差别。

就是这样，《老子》第一章也仍然不同于一般我们今天熟惯了的学说、理论的思路。今人论何事，总是先把这个事的概念提出来，再对这个概念提出自己的定义，确立内涵与外延。然后论据、论点、结论、推理下去。

离“心”万里，纵横捭阖。云山雾罩，口飞白沫。

《老子》第一章不是如此。第一章的核心是围绕老子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最根本的东西的体认，即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非有不可的东西，即我们的“见闻觉知”，“心”——“知”——“阿弥陀”。这个“能量”本身是如何运动的？这是《老子》第一章的通篇核心。

何谓“道”？在这里，即在《老子》第一章中，只能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个定义。一句话，它是一切一切的本源之“力”，之“能”。“有物混成”，这个“有物”是一个使动句，使“物”“有”的哪个“混成”就是“道”。“混成”这个词的使用，可以查《楞严经》：一切使“物”“有”的“那个”，只能是众缘合和的“混成”。“道”即一切的生命合力的本体、本身、本来。即不落于“有”，也不落于“无”。所谓“先天地生”？就是说没有时空，就先有了“知”——“阿弥陀”。

现在有许多解此经者，把“道”讲成“规律”、“道路”，所以其断句是“道可道，非常道”，第二个“道”就成了“言说”。人们不知，这个“言说”只是人类独有的“意识”的产物，而这对于“道”本身来说，可有可没有。这就是说，“言说”、“意识”不是“道”的本性，只是“道”的衍生物。“道”的本性只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许“生”，不许“生”是“道”的权利。“道可”，“道非”。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光讲这个“道”字，在别的经文中是不是可以讲成规律、道路，那要另说。如果是讲此处经文，那是完全不对的。

人们如此解，如此断句，“道可道，非常道”，是原则，是规律，是语言难以表达的原则、规律。其骨子里的关键是，是这些解者，“人”、“我”二相难弃，不由就从“我”的感官出发，也就是从个人意识出发，说“道”不可“道”，不可言说。现代人则是套用了西方文化对“哲学”的一些概念，推理出来“道”是规律、道路。实际上，他们的本意是想把“道”说是成黑格尔式的“绝对意识”。猪皮用来植人皮，这是非常成问题的，下面我们会详加分析。

“知”——“阿弥陀”——“心”的第一个作用是“分别”。

“道生一”，“道”的最基本表现特征就是“见闻觉知”的“心”——“知”——“阿弥陀”。在中国文化中屡经反复强调的“一”，就是 “道”启动为“见闻觉知”的初始状态的表达，也即能所不分时“知”的状态。任何“见闻觉知”，就是“分别”，而任何“分别”必起自“无分别”。虽然这个“无分别”很难被觉察，但相对于“见闻觉知”的分别，却必有一个“无分别”。这个“无分别”假名为“一”，即《中庸》所谓“未发之谓中”。

“道”表现出的根本之“德”，也就是生命之成为生命之根本“德”，就是“见闻觉知” “心”——“知”——“阿弥陀”的出现。然而任何“见闻觉知”必有三个特点。

第一，必须落实为一个“分别”。也就是说“道”的整体运动一旦显相，必须落实于一个特殊的个体的“分别”。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分别认知，也就没有“道”的运动，此即老子说的“道之为物”。在这里便是生命运动的“两难”的开始。佛家讲生命的“十二缘起”的第一个缘起叫“无明缘行”，也是说的这个意思。

第二，“道”的运动一旦转化为“见闻觉知”，“心”——“知”——“阿弥陀”，必须表现为“能知”和“被知”对立、对应；也即“一生二”。正如此章的下文“此两者同”，“出而异名”。“知”在未“出”之前，二者是绝对同一的，分分秒秒也不会有异差，更没有丝毫不合拍的事。离“能知”无“被知”，离“被知”也无“能知”。更进一步说，“能知”本不可知，如“眼睛”永远见不了自己眼睛一样。但知了“被知”，也就肯定了“能知”的存在。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第三，“道”的基本之“德”是什么？既然就是生命之成生命之根本“德”：“见闻觉知” ，即“心”——“知”——“阿弥陀”的出现，那么，“知”的终极必是“知知”，即儒家说的“明明德”，佛家说的“明心见性”。

任何一种把问题搞得玄而又玄的理论，什么神通、什么智慧、什么道德、什么理想、什么信仰、什么追求、什么幻想、什么激动、什么消沉......包括所谓“真善美”、“假丑恶”。人间文化概念上的一切的一切，与“道”的这个终极目的都不沾边。人类摆脱不了这些人间观念，但用这些观念又解释不了“道”，于是想到了用“不可道”的观念，套在老子头上。老子不是教授，他不言“道”，是因为他时时刻刻在“道”中，并不是“道”真不可道。所以“道可道，非常道”的断句肯定不符老子的原意。《老子》第一章本身就是说的“道”是“可道”的。现在我们见到的通行的断句，明显是抄了禅宗观念，什么“道”是“不可说，不可说！”之类，这才有“非常道”这样的莫名其妙的断句。

“道”起自“见闻觉知”，落于“明心见性”、“明明德”。再无其他，再无其他......有什么“非常道”的？

 “道”，只是“知”，最终落于“知知”；只是“阿弥陀”，落于“阿弥陀佛”；只是“明德”，落于“明明德”。无什么“可道”不可“道”。

“道”，能否如现在一些人讲的可以解为“道路”呢？绝对不行。这样的解法，实际也是已经落入“人”、“我”二相的“相续心”在作怪。真实的“道”的运动，只是一“念”。念念看似衔接、相续，这是人类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六大感官统一稳定之后，也即被关到肉身感官牢笼之后的错觉。迷于“人”、“我”之见者，似乎每个生命个体的觉悟，真有一个行进的“道路”。“道”本身时时“知”，也就是刻刻“知知”，当体“明心见性”，根本不存在什么“知知”的道路。人类的“知知”、“明明德”有各自不同的道路，“道”本身没有，“道”产生“知”的同时，就在知着“知”。“知知”当体就是“阿弥陀佛”，当体就是“明明德”。

再者，在此经中，“道”也不能解为“规律”。“规律”必有普遍性，生命的觉悟是没有普遍性的，随缘生随缘起，“知”同时当下、当体“知知”。如果从“道”裂变为个体生命体说，众生无常，众生的觉悟过程亦无常，谈不上有什么普遍性的规律。如果说有规律，只有一个，生命必须觉悟，必须成佛，必须得“道”，人人无选择。既然如此，也就不是什么规律。

个体生命的感知，起自“无明”，任何“无明”，当下已是“明”的运动。至于对“被知”显示的“外相”，可以迷也可以不迷。也就是说，“明心见性”本身没有“规律”，只有因缘。任何一念都可以“明明德”，任何一念都可以“开悟”。现在显示出的人类生活中“明明德”的运动次第，只是每个生命自己的因缘规律，和“道”本体无涉。不能从个体个别生命“明心见性”的因缘规律中，抽象出一种看似统一的合逻辑的线索，说这便是“道”的“规律”，更不能说“道”就是“规律”。两者不是一回事。

自轴心时代之后，人类一方面被“定”在了这一套肉身感官之中，也就是人体感官趋于统一稳定，同时也全部走上了“明明德”的康庄大道。这时，也只有这时，确实是呈现出了生命“明明德”的，合理的规律性运动。但这不是“道”本体的规律，只是我们地球上人类社会历史中“明心见性”的表相次序。这一切对于“道”来讲，还是花絮，不是“道”的规律。所以说，黑格尔所谓的“规律”，包括辩证法规律，都是属于意识领域的规律。这些只能是“道”的表象，不能说“道”本身是规律。“道”字本身也不能讲作“规律”。如果这个界限搞不清，我们就不能和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理念”划清界限。“道”只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力量。如果说他有规律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道”只是生命的本源力量、能量。这个能量以借显万物、万相来显现自己，最后达到“自己”证明“自己”，“自己”认识“自己”。也即“明明德”,“知常曰明”。最后的,也是最准确的对他的描绘，只能是“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也就是说，“道”，如果可以定义，只能是老子的说法：“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或者用佛家描绘语：“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即“知”，即“心”，“阿弥陀”觉悟“阿弥陀”，全靠“阿弥陀”，所以是“南无阿弥陀佛”！

任何我们人类自作聪明的提法，其实都是人类产生以后，人类以个人孤陋寡闻的可怜的“见闻觉知”，即自己所谓的“意识”的“逻辑理性”去囊括、概括自己的“母亲”。

儿子想说清母亲，还有三分道理；孙子、曾孙子想说尽祖母、曾祖母，那就可笑了。

想用西方文化“逻辑理性”的哲学理论，为中国固有的“心学”概念作阐解，十有九错。甚至可能荒诞至极。

老子遵从自己的基本立足点。《老子》第一章虽说逻辑严密，但其指向，仍是“我说我心”，即指一切“知”，一切心，一切阿弥陀而说。

“道可，道非，常道”。我得到这个断句的具体来历，我已经反复讲过，这里不重复。

“道可”，这二字是针对老子自己，也是我们每个人最根本的生命能力——“见闻觉知” “心”——“知”——“阿弥陀”说的。

我们为什么能产生每一个具体的“当下”的“见闻觉知”呢？是“道”认可了，“道”给予了。没有“道”的认可，“道”的给予，一切“见闻觉知”都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我们每个生命个体能够有“见闻觉知”的能力，就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的能量的分享。

再者，我们能具体“见”什么？具体“闻”什么？具体“觉”什么？具体“知”什么？这一切外相的成功幻化，也只能是“道”的力量。除此外，再无别的力量。

说白了，对于任何一个生命来讲，能“见”，“见”什么？都是“道”的“天行健”造成的。

这便是“道可”基本内容。

“道非”，不是说的我们能不能“见”的问题；而是说的第二层见“什么”，这也是“道”决定的。“道”不想你知道的，你就根本无法知道。今天的人类之“知”，能超越现有的眼、耳、鼻、舌、身、意吗？今天的自然科学只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延长和变形，根本不是什么改变和创造。

对于我们这些个体生命来讲，所知有限，“道”的运动无限。有限中有无限，无限又必须表现为有限，这便是“常道”的运动。知道了这个道理，就是“常道”的作用，正如上文我们说的“知”的本身，就包含“知知”，“阿弥陀”本身包含“阿弥陀佛”。这本身就是“常道”。

下决心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千万不要小看了老子这六个字：“道可，道非，常道。”这六个字说尽了我们生命本体之“知”，及生命世界的一切变化。绝对不能以哲学原理去理解这六个字，而是我们现实的生命，每分钟每秒钟也就是这六个字。要理解这六个字，最好办法是品味自己的生存，即当一个“观自在菩萨”，即当一个自觉观察自我“知”存在运动状态的觉悟者。

我们人类这一期文化是一个“知行分裂”的文化。一说到哲学，人们不由得就会在大脑意识中进行起逻辑推理，这样的逻辑对于“明心见性”，未必完全不行，总不如体验自己的实际的现实生存状态，亲切、透彻、明晰。

只要你真品味经文的生命真理，而不是凭逻辑理性随意乱解，这些经文都是有极其伟大力量的。这在佛、道两家叫经文的“加持力”。这种“加持力”是西方一切文论绝对没有的。

举一个直白浅显的例子：比如，你爱上了某某人，相互之间因爱与不爱矛盾重重。如果一直纠缠，可能便是各种悲剧产生的根苗。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一念想到老子说的“道可、道非”的道理，你立即会发现自己现在在这种“爱”中的纠缠，全然只是“道”在给自己开玩笑。“道可”了才有这个“爱人”在我“知”屏上显相，不然连影子也没有，那还说什么爱与不爱？不管你对老子的话是真信，还是将信将疑，请问此时你的“爱”的情绪，还会冲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吗？任何人都一样，只要这一刻心绪稍有缓解，情绪自然放松，心情也就变了。这种情况下，你的“爱”还会造成弥天大祸吗？

《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就是说的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只不过《大学》强调“知止”，就更深一步了。此时不单是一个“止”字，而是要求人们在生活中，要善于从规定情景中跳出来。或清晰，或混浊，只要知道“我”的生命情绪，也同时是“道”的运动给我的映象。此即“南无”，此即以“道”眼观一切，也就是以超越理性来观一切，“定”、“静”、“安”的感觉会自然产生。

庄子的“逍遥游”三字也是讲的这个道理。实际上是一旦这种“实践理性”生成，你的“知”屏上的“相”就会变化，“良知”也便有可能自来了；经文的“力量”也就显示出来了。这是西方文化的所谓哲学著作绝对办不到的。

恰如一镜，镜上尘土被拂去，心明必然眼亮，“良知”必来。

可惜的是今日的人类太顽固，已经习惯于自己去“用” 书上理论观点了，根本不知《老子》的这种提示有什么作用，看了经文更不知自觉随之“内省”。任何情况下也动不了这样的哪怕是一闪念，经典的力量在他那里就自然不会有作用了。更不用说，快一百年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经典，早不知为何物。用西方哲学强奸经文的现象几乎无处不在，充斥了各种讲堂讲台，经文的力量也就随之在中国人中消失了。

其实，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人们对“道可，道非”的理解，应该是比古人容易多了。今天有初中水平的人便应知，地球是在宇宙巨大的引力场中，因为宇宙引力的强大力场的作用，才可能成就这个地球的存在。这个宇宙引力场从来不会绝对平衡稳定，那我们生存在地球引力圈中的人类，有什么行为不是被这个硕大无朋的宇宙引力场影响的呢？如果把《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翻译成这样：

“我们的一切生命行为，都是宇宙引力场中的力的网络运动决定的。这个引力场让你形成什么行为、认知，你就不可抗拒。相反，这个引力场不让你形成什么行为、认知，你也不可能抗拒”。

“行为”，说到底还是一个“知”——“阿弥陀”。无知之行，与没有阿弥陀的行，一样是无法想象的。

这不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通俗解释吗？这样说了，是不是今天的人类就好接受了呢？

“名可，名非，常名”。

生命的运动就是“明德”的运动。“明德”，说到底就是一个“见闻觉知”，一个“知”，一个“阿弥陀”。然而，任何“见闻觉知”，“知”，“阿弥陀”都是从“未发之谓中”的无分别，进入到“分别”的。绝对没有分别，就没有真正的“见闻觉知”，也就没有了“知”，也就没有了“阿弥陀”。而对于人类来讲，任何“分别”必导致“名”——“概念”的产生。所以，老子会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无分别，“未发之谓中”，“无”，阿弥陀的“阿”。

“二”，分别，“弥陀”，能知与被知分裂形成为“二”之后，“分别”产生。分别一旦形成，首先有“量”的判断，即“无量寿”的“量”字，“阿弥陀”，汉译“无量寿”。“量”而“相”，“相”而“物”，时空与之伴生。时空也即中国人说的“天地”，在“知”动的一刹，阿弥陀、无量寿，动的一刹，“天地”先“在”了，这也便是“弥陀”的全部。这“弥陀”与“一”、“无”相衔接，成“阿弥陀”。在《老子》这部经文中，就是老子说的，“无，名为天地之始。”佛家的“阿弥陀”就是“天地之始”的名物化。离了“阿弥陀”，一切乌有。

“三”，“名”也，概念。“名”，是能知、被知分离后的第三者，属于能知，也属于被知，同时又不只是二者，所以称为“三”。也就是此处经文的“有”。“有，名为万物之母。”佛家说得更细：“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取缘‘有’……”。两家道理是一样的。

“三生万物”，万物就是如此这般生成的。而不是如我们今天理解的，“被知”的“万物”，是早已先于人的认知而超时空永恒存在的。

更真实的情况是，被知的万物与能知的“知”，感知、觉知、悟知是同时产生的，这里的能知、被知，不存在谁先谁后，而是如老子说的“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上述的一切都可谓正常的生命运动。如果无始以来，生命就只是如此这般的运动，今天的生命界会完全如同《佛说无量寿经》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每个生命皆是佛。

可惜没有。如同任何事情不能假设一样，今天的生命界就是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

如果不从人的心意识说，光说“知”、“阿弥陀”自身的运动，问题首先是出在这个“名”字上。

“道”的运动落实于“知”，“知”的个体启动而未动，假称为“一”。

“知”分裂为能知、被知，假称为“二”。此状态下“见闻觉知”之相是含糊的，混沌的，不肯定的，实际就是“影”，“梦幻泡影”的“影”。为了达到充分肯定的认知，便必有“名”的出现。这也就是人类意识参与进来了，要赋予“被知”一个概念、一个名称、一个定性。有了这“名”，“相”定格了，“物”也就生成了。如本节老子所说：“有，名为万物之母”。

这便是“二”必生“三”的原因，不然这世界的“万物”无由可生。

“名”、“概念”，起自“能知”之心，即“意识”，“能知”确定认知了“它”，“被知”之相也就稳定了，清晰了。一次生命运动完成了，“万物”也就生成了。

这个道理很深，但只要人们细心“内省”品味，在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体验。

接下来的经文所表达的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一切问题皆出在“能知”之心运用上。这个“当下”，对“被知”之相确定之时的这个“当下”的“能知”之心，是“有欲”，还是“无欲”？

“欲”，不能只解为今人所说的“肉欲”、“性欲”，准确的说就是“能知”主体狭隘的局限的“私见”，即“能知”主体的“无明”之“见”，“无明缘行”嘛！也即是在主体完全不了解生命整体运动的真相的情况下，对“相”，对“物”的见解与观念。正是这个意识的魔鬼，大大影响着人类生命自己“知”的运动。

但是，人在认知中，生命在认知中，并不事先了知自己还在“无明”中；反而错认为外界“物”、“相”的清晰，已经证明了自己认知的正确无误。更要命的是，在这种“无明”条件下，人们在此时常常忘了自己的“能知”之心对于“物”、“相”的对应作用。一般说来，自己此时的“无明”越执着，“外相”越清晰，其实际上是外相、外物越扭曲。人们根本不知这正是假相迷惑人的地方，反而还以为自己所见之相，真的是“外界”本来之相，外界真有这么一种“存在”。其实，人们不知，这一外相，只是吾人“能知”之心的心相的外化、外射。这个“外物”、“外相”较之“道”认可的“物”、“相”，早错得一塌糊涂了。这是人类常犯的第一种错。

第二种错，人类更不知的是，吾人之“能知”之心，说到底也不是真的是“吾人”的，而也是天地因缘的全息，即“道”的全息，是“混成”的，是“混沌”的。人们误认为自己的“知”是万无一失的，结果是就相说相，拼命纠缠这为“我”之相的所谓“意义”。瞬时，各种情绪，喜、怒、哀、乐、悲、恐、惊便一起袭来，把“能知”之心搞得更加混乱。这就是佛家讲的意识的“无明”妄想的第二层错误。

如果了知这一切，只是“道”的运动，离了“道”的运动，连“错”、“恶”、“假”也没有，“真、善、美”更没有。情况就会大大不一样了。但也很可能是情绪还是情绪，但决不会走向极端。实际上是只要明白此时自己“知”的内在奥秘，“实践理性”便产生了，情绪也会大大缓和的。此时更佳的是，你还能对自己的“知”提问：

“道”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对“我”如此显相？是要提示“我”什么？

这样，就这一下子，你就可能“欲”的情绪中跳了出来了。与此同时，新的判断会自然涌出来，这便是“良知”了。庄子把这叫做“官知止而神欲行。”

人类的第三种错是，本来“我”已经判断错了，还要凭一己之意有个“取舍”。人类习惯了“真善美”即取，“假恶丑”即舍。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不正确，似乎是坚守了正确的价值观。结果是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入手时的判断，即定名之时，已经是错的了。到了这里，还说什么真善美，假恶丑？自欺欺人罢了。

第四层错误中的“私欲”就更可怕了。自己已经取舍错误了，事后还是可以发现的。但发现了之后却坚持己见，认为自己在坚持什么伟大的价值观，伟大的理念，并且为之炫耀，这便是耸人听闻的“假道学”了。

《老子》对上述生命意识的错判状态，作了精辟的概括：

“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到了这里，我们就可以再返回头讲“名可，名非，常名”了，因为“名”主要是“欲”作用下，即“意识”主导下产生的。

定“名”，本身就分了“名可”、“名非”。这是因为这一是非判定中，已经包含着认知主体个人能知的“有欲”、“无欲”之心了。

“无欲”，即以“道”心为心，“佛”心为心，“天”心为心。佛、道、天无他心，只是自己证明自己，自己明白自己而已。一旦显相，只为一个非功利的“明心见性”。这便是“无欲”之心，无“私见”之心，那么万物万相的运动之“妙”自然现前。这也便是“良知”现前。不离此当下之心而“明心见性”，“知”而“知知”，“阿弥陀”当下即是“阿弥陀佛”！

六祖的“顿悟”便自此说起，如果你对“当下”的万事万物都知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么眼前之相，对你的提示是什么？肯定绝妙无比。如此判断，名可，名非皆是至善之断。必得“道”之“德”。所以，古人“得”、“德”不分。这也就是儒家所谓的“知”的“止于至善”。

“有欲”，即以局限在自己对“相”的，“我”的观念性判断、取舍为心。这样的“用心”一起，整个“知”，“能知”、“被知”一下子就局限了。“徼”者，范围，局限之意。“道”本身只为证道，何有局限？何有范围？何有功利？因此，凡是不了解“道”的特性者，自觉不自觉都含有“有欲”之心，判断必错，取舍更错，纠缠则更是错上加错。

问题是，千秋万劫以来，我们人类生命的判断的绝大部分，甚至可以说全部生命认知之定“名”判断，皆是“有欲”的判断。

痛苦来了，灾难来了，邪恶污浊全来了！“生命”、“阿弥陀”被我们自己框死在“欲”的牢笼中，最后干脆彻底被眼、耳、鼻、舌、身、意覆盖，人类的“创世纪”形成了。

按基督文化的《圣经》说，这便是生命的“原罪”。

解铃还须系铃人。现在，我们人类的“能知”之心蒙蔽的东西太多太多，“玄而又玄”，“黑而又黑”。

“玄”者，玄妙义，又有“黑色”义。判断合于“道”就是玄妙之“玄”。判断不合于“道”，就是“黑”糊糊的“玄”。但是不管如何，我们人类也只能从这里才能找到生命的出路，所以，此乃“众妙之门”。

这一层理解透了，我们还要再返回头说：“名可，名非，常名”。

“名”，这在人类认知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也是人类的眼、耳、鼻、舌、身、意中的“意”起关键作用的地方。在人的认知过程中，意识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对于这个问题，不光中国文化有认识，西方哲学也有非常独到的认识。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轻视西方哲学。照我看，除去比较原始的古希腊哲学之外，西方哲学说到底就是“意识学”。

这个意识学讲的就是老子这里说的“名可，名非”的具体演变。但是，西方哲学没有牵扯到“常名”，他们也不知“常名”是怎么回事。可以这么讲，这个“常名”，只有在中国文化的圣人经典中存在，也只有中国人懂，其次是日本人和韩国人。其他地方的人很难说懂与不懂，反正我没有见到实例。

如果说在世界的其他文明中，有一点“常名”的影子的，只有在“圣经文化体系”中，我们会见到依稀的幻影。我在这里之所以提出“圣经文化体系”这个词，是有我的根据的，下面慢慢讲。

在我看来，今天的世界文明说到底只有三大体系。一是今日最流行的，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古希腊文化体系，它的充分表现形式是“逻辑理性”，以及由这个理性支持的当代自然科学。这个体系非常重视“名”的作用。如果要简捷的说这个体系，说到底就是“名”文化的体系，自然科学之所以会产生巨大的实效作用，就是由于我们的“知”本身就包含“道”的力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二、三都可以借道的力量，左右“物”的运动，事实上也貌似是在左右“道”的运动。

说实在话，正如我国著名小说《西游记》所表现的，没有了孙悟空，这部小说毫无精彩可言。孙悟空隐喻什么？就是生命之“知”中的另一个主角：意识。

在人类的认知中，如何正确对待“意识”是个关键问题，也如《西游记》写的，唐僧能够取经成功全在孙悟空，但是就这个孙悟空也是混世魔王，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对于“道”来说，“道可，道非，常道”。但对于“名”来说，“名可，名非，常名”。没有“道”，没有生命；没有“名”，没有生命的丰富性。

就全体生命讲，“道”与“名”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不单西方哲学专讲“名”的运动——意识的运动。中国文化所言的也大半是“名”的运动——意识运动。只不过区别是，一个用加法，一个用减法。

“知”的，也即“阿弥陀”的三层次，也即老子的道生：一、二、三，三层次，是互动的，互为因缘的，说到底一、二、三都是“道”的力量。

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讲，实在是不好理解。如果非要理解，最好的教材是“西游记”。这里的唐僧代表“道”的本体，“道”的本体是要回到“常道”的，“道”的目的只为证“道”；“知”的目的只为“知知”，即“明明德”；“阿弥陀”必成“阿弥陀佛”。在这里，“名”则是“道”的“意识”变现。

“名”也有“常名”，但人类的以“无明”为前提，“意识”不知有“常名”，错认一时一隅之“名”为“真”，这便是“有欲以观其徼”，这就是所谓“无明缘行”。西游记的前半部分，孙悟空称霸花果山，偷吃蟠桃，以致最后大闹天宫，皆是个人意识左右的“无明缘行”的结果。

最后，谁也制服不了这个泼猴，释迦牟尼佛把它压在五行山下。

我们今天的人类就是在这个“五行山”下。这个“五行山”就是人类统一而稳定的眼、耳、鼻、舌、身、意。人类这个泼猴，就是在这个五行山下，也不老实，也要称王称霸，这就是今天自然科学令人炫目的成就。

这就是说，人类可不是如孙悟空那样驯服听释迦牟尼的嘱咐，老老实实等到唐僧到来，去西天取经。人类在五行山下，还要大闹自己所为的天宫：宇宙——地球，这就是这三千年人类社会的大发展、大变化。

虽然被压在五行山下，自己还要大闹自己的所谓的天宫。今天人类所不知的是，这个所谓天宫的大闹过程也是人类觉悟的过程，也是被佛陀左右的过程。自然科学走到尽头，非产生对“道”——“知”的明确体认不可。上文我们说到的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不是已经意识到了“知”的矛盾性了吗？

 “道之为物”，这个“物”就是我们这个显现为万物的世界宇宙。“道”不为“物”，生命不知有“道”，生命就没有自己的觉悟。不管人类意识如何干扰，道必通过“为物”以证道是打不破的规律。人类意识的干扰，莫过是使这个运动更丰富多彩罢了。舍了生命对此的“觉悟”，说任何救度都是错误的。佛家的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什么彼岸理想的乌托邦，而是生命真正觉悟以后的“道之为物”。

如前文明确说过的，“道之为物”必经“名色”的过程，没有“名色”这个过程，“道之为物”永远呈恍兮惚兮的状态，说不到真正的认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引入认知的第三层次“名”。

老子说“名可，名非”就包括了这方面的意义，但是同时也包括另外一层意义，“名”也可以改变物的原来形象。在原始人类哪里的见神见鬼，就是一时之“名”在作怪。只有当人类被压在五行山下的肉体感官固态化之后，外在形象才能固定下来，山河大地才被固定成现在这个样子，自然科学才能发展起来。如果人类没有同质的感官，自然科学能成立吗？正是在这种条件，群魔群鬼也失了踪影。

在三千年前的人类中，“心可转境”是生命的本有功能，即随每个人自己的“有欲”之“意”的“名可，名非”的过程。这种“物”随时变化，虽只是在古代，这种“心转境”却未必就是人类之福。上古群魔乱舞时代的出现，也即巫术图腾时代的出现，即是由于人类在“无明”条件下的“心转境”的乱用。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已经是被压在五行山下的生命，即我们这个时代是孙悟空被降服的时代，生命“心转境”的功能被定向发挥了，这就是自然科学的大发展、大放光彩。人们可以考擦今天的自然科学的一切成果，无不是人类现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延长与变异。不管人类如何奇思妙想，人们想用甩脱我们现有的这一套肉体器官的基本物理功能是办不到的。

有没有“常名”呢？当然是有的，但这很不好理解，即便有道理也很难讲清。想用今天人类“非此即彼”的“逻辑理性”，来理解认知中的“常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要想真正理解“常名”的存在，请打破“逻辑理性”的基本原则，理解“道可，道非，常道”，“道可”是存在的，“道非”也是存在的，非存在也是一种存在，这就是“常道”的运动。

那“常名”是怎么回事呢？请理解了“常道”存在之理后，就理解了“常名”的存在。就我个人目前的水平，唯一弄明白了的“常名”，只有“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

在这里，我们实在难以用逻辑的语言深讲“常名”。因为这就不是人类逻辑范畴中的东西。为了说明问题，我抄一段《庄子》中关于“卮言”的说法，可供参考，看看能不能打开人们的悟性。《庄子》说：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敦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钧。天钧者，天倪也。

我们只提示到这里，庄子的“卮言”未必就是老子这里的“常名”，但意义相近，大家可参考。接着，下面的文字就好理解了。

“故”，由于以上的原因。

“常”，生命的认知力，或者说就是“知”本身，“道”本身。世上除了这个“常”之外，其它一切皆是“无常幻影”。“常”又必须转化为个体的无常之“知”，在没有个体自我偏见的情况下，就可以观察到以“物”的形式运动后面的“道”的运动奥妙。此在中国古文化中称为“常”。“知常”，“知常曰明”。知了“常”的存在就是大光明。

正是后面老子说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常，有欲以观其徼”。

生命认知力，转化为个体人的“观”之后，即在有自我偏见的情况下，“无明”的情况下，对以“物”的形式，运动的“道”的奥妙的认知，就有局限了。

此处的“两者”二字可以解为 “有欲”、“无欲”，也可讲为“能知”、“被知”。“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哪“两者”呢？“道生一，一生二”的“二”，就是“此两者”，即生命认知中的“能知”与“被知”，从来是同一的，完全无法分开的，离了能知的被知不可思议，离了被知的能知也不可思议，所以“此两者同”。但是，只要一有“欲”，二者自分，自然“出而异名”。但是，正如没有绝对的无欲，也没有绝对的有欲，二者从来又只是个“同”。

何谓“出而异名”？认知在进行中，能知被知分开了，被知被确定为能知的认知对象。“能知”归了“能知”，“被知”归了“被知”。“能知”又转化为“我”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知”，本身就包含“有欲”。但这“有欲”中也有“无欲”，因为“知”说到底是“道”本体的力量，也就必然包含“无欲”。“知”的玄妙也在此一层，在我们这个被固化了的世界宇宙里，“被知”好像，好似可以脱离“能知”而独立存在。“能知”也好似、好像可以脱离“被知”存在。

这一现象可以称之为“玄”。其实这种分离只是一种假象，人类恰恰为之所骗，“有欲”之心被强化，“物”被遮一层，所示只是“玄”。不再是真正体道、证道的“物”。

“玄”，玄妙。“玄”古代也作玄黑、阴暗讲。《庄子》中称北海为“玄水”，就是类似的提法。

这在佛学中称“遮”，众生可统称为“诸遮类”。

“遮”，即“玄”，玄水。

从“道”的能量的存在，到生命个体认知的完成，是一个非常玄妙的过程，所以又是“玄而又玄”。

但是要“见道”，要“明心见性”，要“知常曰明”，要“明明德”，首先必须打开这扇门，扫除这些黑影，生命的一切奥妙都藏在这个门里。

谁能找到打开“知”字奥妙的大门钥匙，谁就真正认知了生命，左右了生命：

“玄而又玄，众妙之门；”

“知之一字，众妙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