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之，何许人也？

张全之，山东沂南人，文学博士，原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带头人，山东省精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主持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员，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茅盾学会理事等。现任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让我仰视他，缘于他于2011年9月27日发表于《大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山东现代作家从哪里被落下”。

我不是文学圈的人，也不是那位文坛巨擎的粉丝，更不喜欢拽文弄墨，充其量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罢了，见到好的文章嗟叹蹉跎一下而已的一个文学爱好者。偶尔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顺手翻开一张大众日报，便看到了这篇文章——“山东现代作家从哪里被落下”。

没有被他新颖的观点所折服，没有被他“山东作家落后于他”的唏嘘而感染，文章中倒是提到了一个山东人不得不面对的道德越界的问题却让我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幡然醒悟感受。

张全之在这篇文章中说道：中国各民族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重道德礼仪,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而在山东,这种道德取向更为强固,并演化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在恪守道德原则时常常趋于极端:喜欢以“泯灭自我”、“牺牲自我”的极端方式,彰显道德的神圣与崇高,也就是盗跖嘲笑的“离名生死”。这可能是在坚守道德操守方面,齐鲁之人最为突出的特点。提到山东人,除孔、孟这些圣人外,人们会想到宋江、武松、李逵这些豪迈之士,也会想到诸葛亮、孙武这些智慧的化身,但我认为最能代表山东人行为方式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尾生,一个是郭巨。

尾生是何许人也呢？

《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载：尾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为情而死的青年。“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尾生抱柱而死。”这是《庄子》中一个哀怨凄婉的爱情故事。尾生与恋人在桥下约会,河水上涨,他为了诚信,决不躲避,抱着桥下的柱子直至淹死。据说跟他约会的女子遭到了父母的阻拦,所以未能及时赴约。等她逃出家庭赶到河边时,发现尾生已经抱柱而死,随即投河自杀。如果当初他变通一下,到岸上等候的话,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郭巨又是何许人呢？

相信大家不会太陌生了，小时候听爷爷奶奶讲“二十四孝”故事，相信就会对他有印象的。如今在我县大觉寺主殿背墙上的二十四孝图中，也有此君的介绍。郭巨家贫,老母为了照顾小孙子,经常吃不饱,为此,郭巨便想将幼小的儿子活埋。这种对道德完美的非理性化追求,其实已经走向了人性的反面,所以说,他是道德上的圣人,也是残忍的杀手；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也是一位血腥的父亲。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孝敬,是对他老母亲的最大伤害。

张全之在文章中鲜明地指出——尾生和郭巨所代表的这类现象,称之为“道德越界”(对道德或善意的使用,超出了正常范围)。现在在山东人身上还普遍存在着这种现象,只是不再那么极端而已。随后，张全之在文章中举出了几个例子——山东人请你喝酒时,总想把你灌醉,以示好客；山东人帮你忙时,经常殷勤到你接受不了,以示热情；他们真心夸你,以示善意时,经常由于夸奖过度,让你觉得像是讽刺,但他们内心是绝对真诚的。如此之类,就属于一种“越界”现象。

张全之一针见血、斩钉截铁地指出：道德上的越界和行为上的粗犷,造就了山东人性格的基本特征:豪放近于粗野、诚信近于痴愚、守道近于僵化、善意近于偏执,说到底,还是一种保守心理在作祟。对山东人而言,这种保守倾向是深入骨髓的,是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

作为一名山东人，看了这篇文章，我们确实应该扪心自问了：张全之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我们是不是也像他说的那样，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犯这道德越界的错误而浑然不知，甚至自得其乐、自我标榜呢？

作为长期生在这片礼仪之邦、好客之乡的山东人的的确确应该反思一下、审视一下自己了。

过犹而不及！在道德修为中，也是亘古不变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