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赵晓老师写的文章，讲GDP上升，而人的幸福感却下降的问题。突然想起来，我去年似乎也写过这个话题呢。上网搜了一通，没找着，可见是我的文章没啥影响力啊。今天终于在办公室的电脑找到了原稿。

 

幸福的相对属性
沈谷鸣
幸福这两个字，其实很早就跟钱联系在一起，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梭论就说过，最有钱的人并不幸福、幸福在于善始善终，“谁拥有最多的东西”“才能给他加上幸福的头衔”。当然，最有钱的国家也不是最幸福的国家。美国两个社会学家对几万人问卷调查以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当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之后，美国人的幸福度就不再随之升高了。也就是说，大约一半的美国人，并不会因为钱而更加幸福。
经历过经济的腾飞和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经济萧条的日本人，在近年的统计调查之中，是世界上离幸福最遥远的国家。整个日本社会进入高龄化，少子化，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面临挑战，曾经让日本人感觉自己稳若泰山的终身雇佣制度在土崩瓦解，物质充裕的日本人于是情绪低沉，毫无幸福可言。

越富不见得越幸福
零点调查公司关于《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的调查结果在去年底曾经引来轩然大波。
调查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居民的幸福指数。调查的结果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他们说，中国内地居民有八成感到幸福。这个数字被很多人质疑，因为环顾自己的周围，哪有八成的人每日面带自信微笑，对着镜子敢开口说，我觉得自己很幸福的？
事实上，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未与经济并肩齐步，共同增长。以往的数字反而显示，中国居民的幸福指数，是远远低于经济指数的。这个背道而驰的结果凸显出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早就有调查者对这个看似矛盾的结论有分析，那就是在同一国家里不同城市之间，富有的城市不比相对贫穷的城市更幸福;但同一城市里，富人比穷人幸福。这说明财富对幸福的影响是相对的，在同城里，富人穷人相对容易比较，所以富人幸福;跨城市相对不容易比较，所以富有的城市不比相对贫穷的城市幸福。所以不论从国家的角度，还是以城市的角度来讲，仿佛经济的增长与幸福的程度的关系，都比我们想象，或者说比我们希望的要小的多。
当然，不排除一个可能，我们现在对于财富和幸福关系的讨论，其实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或者说一厢情愿的基础上。幸福的定义，从来都是模糊的，就算是古代的众多思想者，也没有能够说服公众，究竟幸福是指肉体的快乐，还是精神的满足。如果，我们把幸福定义为肉体的快乐，那么没有人会否认，富人要比穷人幸福得多，而且钱越多越幸福。但是如果从精神层面上来讨论财富和幸福的问题，那么也许贫嘴张大民脸上没心没肺的微笑和富人在珠光宝气的慈善酒会上眼角的一丝泪光闪动，会给这个命题带上一点思辨的色彩。

越穷越幸福的伪命题
对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的另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继而引发一场大讨论的调查结果说，农村居民的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
这个结果很是让人们想不通，在近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为什么农村居民反而比城镇居民更幸福了呢？因为我们短短人生有限的见识中，所看到的，都是富有者比贫穷者更幸福的例子。可能财富的多少与幸福感并不一定就成绝对的正比，因为首富的幸福感要达到他银行账户上的天文数字，的确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财富绝对是幸福指数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指数。乞丐比王子更幸福的故事，只能出现在小说中，就好像我们从来也不会指望自己比英国王子更幸福，尽管媒体天天报道王子一些微不足道的烦恼。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正在进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均收入很少，还在努力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比收入和消费能力远超过他们的城市居民，更加幸福呢？
有人问得更加朴实，他们说，城镇每百户家庭拥有彩电133台、电冰箱90台、空调69台、钢琴2.2台、家用汽车2.1辆、移动电话109台……同样的调查，在农村会得出什么样的数字？恐怕会可笑吧。农村人难道这么快就超越了幸福感的物质层面？
心理学家说，当住房和食物这些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额外的财富就很少能够增加幸福感了。而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在中国，仿佛农村的居民比城镇里的居民，更先一步解决了住房的问题。
有一个很简单，但未必没有道理的说法是，城镇居民大部分居无其屋，或者背上了数十年的沉重房贷，面对飞涨的房价，或许在可预见的某一天，嘎然止步一泻千里的房市，负资产三个字很有可能下一秒钟就会冠到自己的头上来，幸福感从何谈起？农村居民背靠老宅，经济能力提高，哪个人家都是有天有地的几层小楼，居住，从来就不会是一个问题。
当然，农村人比城镇人更幸福的这个结果曾经让很多唯精神论者欢呼，他们说，看吧，经济的发展是对人类幸福生活的一种戕害。想想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中我们失去的东西吧，看看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周围居住环境的变化吧，看看我们越来越难以呼吸的空气吧。农村的人民还能享受到这最后的一点自然，所以他们已经比我们更幸福了。这种欢呼略有小资之感，因为它不论对富人的幸福感还是对穷人的幸福感，都缺乏足够的认知。因为就象后来很多人分析的那样，农村人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们一种令人心酸的小富即安，知足常乐的心理上。那种对自然和纯朴生活的幸福感在面对更发达的物质生活的挑战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脆弱和无助的。

越比越不幸福
我们会牢牢抓住属于我们的一切，这不但包括钱，还可引伸至身边的人的尊重。不过，手上拥有的东西难以让我们满足，因为我们很快便会生厌。为追求快感，我们要不断增加改善所拥有的东西。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理查德雷亚德(Richard Layard)言之有理，在他的新书《快乐经济》(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上，提出了根本的问题。人怎样才会快乐？更高收入可以令人快乐吗？
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相对效用假说，意思是人们的满足感主要取决于与同层次其他人生活状况的比较，而不完全由自身的生活状况决定，这种效应用美国人的俗语来说就叫作“keep up with Jones”（与邻居琼斯家得一样）。
现在给你选择，在两个价钱相等的虚构世界任择其一：
A)你每个月赚10000元，其它人每月平均得6250元
B)你每个月赚20000元，其它人每月平均得36250元。
你会如何选择？
我会选A，因为这样我会比较自在，过得快活一点。如果英雄所见略同，请别感到难为情。有人曾向一班哈佛大学学生提出这问题，大多数人也是选A。
所以，恭喜你和大多数现代人的心理一样。也就是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祖训早就被抛到了脑后，我们只记得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比，越和强的比，就越不幸福。
虽然人们今日的收入已较五到十年前上升超过一倍，但他们看上去未必比那时开心。人人面对沉重的工作压力，在社会阶层上不断竞逐。在企业之中，一名长时间工作至晚上的员工会令其它同事感到压力。一名员工获加薪对自己来说是好事，但其它同事的待遇便会变得不及他好，尽管亦没有人需要减薪。那名长时间工作的员工正在制造传染病。这情况正如我们在工人体育场看球赛，为了想看清楚一点，人们便会站起来，导致站在后面的人也要站起来看。最终，每个人都要站起来。然而，原本所有人都坐下来，也可以同样的角度看到球场，但他们现在便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做到。
同样的道理，在工作后，人们亦在消费上竞争。在一班驾驶国产车的朋友中，如果有人购买一部进口牌子，那人会感觉良好。稍后，当所有朋友都升级至进口车后，那个最先购买进口车的人士的快乐感觉便会返回他们最初一起驾驶国产车的时候。
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外地人想在北京买房子。他四处打听的，到处看房，下定金都下了几万块钱，可是就是找不到一所理想中的房子。有一天，他来到了北京的downtown，他看到了一处红墙黄瓦的处所，容积率低，绿化好，保安物业都无懈可击，于是他终于找到了他理想中的居所，他的幸福之家。他兴冲冲地问，售楼处在哪里？回答曰，“我们这里只有售票处，没有售楼处。”原来他的理想居所，是故宫。
这是一个笑话，笑的是现代人对物质对居所的不懈，但是终究绝望的追求。杜甫千多年前说，如果有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就都笑了。我们素来理解是居者有其屋的概念，却忘了杜甫在厦字前面偷偷加了一个形容词“广”，他也许早就预见到，人是不会满足于头上有片瓦的居住状态，只有住在广厦，住在大宅中，比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住在更大房子里面，才勉强算有了一点幸福的感觉。
当然，如果这个想买故宫的老兄肯把目光放的远一点，他就会比较容易幸福。一项有关香港人家居生活质量的民意调查显示，身居斗室的香港人对家居面积的满意度为6.35分，对于在家中拥有的个人空间的满意度为6.24分。超过四成的被访者表示最想改善家居面积，18%被访者表示最想改善在家中所拥有的个人空间，另有27%的被访者表示最想改善所属社区的质量。与躺在沙发上用脚开电视机的香港居民相比，住在北京150平米大两居的板楼中，暂时还没有被保安殴打的业主，就已经是幸福的了。
叔本华说，生活就是一团欲望，不满足就痛苦，满足了就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这是一个德国人对生活的解读，或者痛苦，或者无聊，总之与幸福就是无缘的。西方精神学家给普遍不幸福的人开出了这样的药方，孤立无援地去面对某种无望的情景中，或许能激发出某种意义，有了意义，于是就有了幸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一切，原来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孤立无援，激发出久违的幸福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