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发出网络动员令，号召5月1日全国抵制家乐福一天。这个呼声经人振臂一呼，已然成为一种舆论运动。一时间，抵制家乐福成为界定爱国和不爱国的分界岭。围绕着抵制是否爱国，并没有出现舆论一律。

14日，贺延光的《我不赞成抵制家乐福》，被推荐到博联社网站头条，并迅速被各大论坛转载。15日，白岩松在网上发表的评论《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两篇理性发表观点的文章都遭到了一些网友的激烈批评乃至谩骂。但也有网友坚定表达支持，双方意见尖锐对立。（《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6日）

抵制国外商品和外国在华企业，不是当代人的发明。如果说历史是文明的形态，抵制外货或外企，是否也该列入文明的形态之列，似乎还没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形而下的抵制行为，历来是弱者的斗争策略。抗战期间，我们也曾抵制日货，表达国人的爱国情绪。不久前，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过程中遇阻，家乐福的一个股东曾从经济上支持过达赖。中国民众迁怒于家乐福，进而发起抵制家乐福，将抵制视作爱国行为，也就可以理解了。

爱国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格。不爱国，毋宁死。然而，爱国具有多种的表征，既可以是思想深处对祖国的挚爱，也可以化为具体的某种行动。反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希望祖国办好奥运，是衡量中国公民是否爱国的重大事项。在这两个问题上，除非极个别分裂分子巴不得中国出乱子外，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一方，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
许多时候，集体性的冲动，未必是真正的爱国。不仅如此，甚至是假借爱国之名，在给国家添乱。这样的爱国举动，可以不否认其动机的错误，却无法肯定其效果的正确。抵制家乐福，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说这个话，有人不理解，有人可能给我扣上“汉奸”的帽子。人世间的争议，往往源于对话语理解的分歧。在“爱国”与“卖国”这两个敏感的词语面前，尤其容易出现分歧。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习惯于非此即彼的国度里，如果不迎合某种赤裸裸的“爱国”观点，被骂作是“汉奸”，也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以抵制法资企业家乐福为例，倡导抵制家乐福者的逻辑是：因为家乐福的股东资助过达赖，因为家乐福是法资企业，法国政府官员对中国的奥运会出言不逊，所以抵制家乐福就是对法国政府的抗议，就是对资助达赖集团的商家的最好报应。“5月1日集体不去家乐福， 叫他们看看中国人的力量。”

抵制固然有抵制的理由，但是，抵制从来都不是单方的，而是双向的。你抵制，必然遭到被抵制方国民的反感和回应。中国网民号召抵制家乐福，在法国网络论坛上引起了一场是否要抵制中国和中国货的大辩论。可见，抵制是抵制者和被抵制者双方同时进行的事情，最终影响的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将法国作为敌对国家，那么，大规模的抵制家乐福行动，无异于损害了国家的外交关系。小处爱国，大处添乱。如此爱国，委实不是真正的爱国。起码，不是值得提倡的爱国。再者说，一天不去家乐福，真的就是爱国吗？如果爱国就是一天不做某国的消费者，显然这样的爱国未免过于自欺欺人了。

表达我们的爱国热情，需要智慧，需要理智的智慧。动辄拿集体抵制说事，这样的“爱国”，充其量还处于爱国的初级阶段，有待优化和提升自己的爱国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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