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上午，安徽蚌埠市城管局对该市工农路9号区实施劝导拆迁，有人向执法人员泼洒汽油，一人手持利刃追砍执法人员。综合支队法制室主任高建国因公牺牲，三大队另外两名队员因公负伤。犯罪嫌疑人逃逸，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安徽市场报》2006年7月11日）

近段时间，有关城管队员挨打、受辱的报道不少。如果是一个从未和城管部门打过交道的人，可能由此得出结论：城管队员已经属于“弱势群体”。安徽这起城管队员“牺牲”事件，无疑将城管部门作为弱势部门的代表，推向了极点。

城管部门是不是弱势部门，城管队员是不是弱势群体，单凭有限的个案，很难得出普遍性的结论，笔者既不不想也没有能力，在就这个问题作出一个结论。不过，探讨一下城管队员的“牺牲”，倒是很有必要。

一个公职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遭受外来袭击，丧失了生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安徽市场报》的说法是：牺牲。这样的定性，笔者不敢苟同。在现代汉语中，牺牲的常见含义，词典的描述是：“为了崇高的目的舍去自己的生命或权利等”。这个定义如果科学准确的话，则蚌埠市城管队员高建国先生的离去，显然不合乎“牺牲”的标准。牺牲必须具备以下三个个要素：1、目的崇高；2、舍弃生命（权利）具有主动性；3、生命、权利被剥夺。这三个要素，高建国只具备了最后一个，付出了生命代价。至于说前两个要素，恐怕值得商榷。

首先，他死去的目的未必崇高。判定一个人的死是否属于牺牲，首先要看其死之前的目的如何。我承认，高建国是为了工作而死。但是，7月7日早上，当他离家到单位的时候，出门的目的是正常上班，而非大义凛然去完成一项非常重要的使命。或者说，面对凶手的刀子，还能大义凛然，面无惧色，坦然面对。事实上，他是在突发事件中，因为躲闪不及，最终丧命的。面对死者，我们既不能缩小其死的意义，也不该扩大、拔高其死的意义。实事求是地评价死者死的性质和价值，才是最客观，也是最公平的。

其次，舍弃生命是否具有主动性。历代能够被称作烈士者，在其牺牲前，都是知道自己的命运的。对绝大多数烈士而言，只要主动选择投降、屈膝，完全可以“自救性命”的。这些人士，正因为他们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他们的死，才被史学家彪炳为牺牲，因为他们主动选择了死，只有死才能证明他们为理想而献身的诺言。在这个问题上，城管队员高建国的死去，至少暂时没法证明其死具有主动性。报道中一个“追砍”，大致可以猜测，他是在躲闪中，被凶手追杀的。

高建国的死，确切的定性，应该是因公殉职，而非牺牲。他在“牺牲之前”，是否做过伤害包括凶手、被拆迁群众的利益，报道没有具体的描述。这样，媒体直接用“牺牲”形容高建国，就更不大合适了。

“牺牲”和“殉职”，差别甚大，请记者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