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还愿回来，儿子病了。

 

每年都带儿子去杭州还愿。因为我内心里固执地认为这个孩子是灵隐寺的菩萨送给我的，为此我要还愿三年。

 

其实说到底，是我喜欢杭州的的不可方物，而第一次去杭州时留下的烟波迷离让我沉醉其间无法自拔。

 

但这次去好像不太顺利。从内心里我依旧怪自己心怀鬼胎，对菩萨不恭敬，许的心愿有如求菩萨保佑我中个百万大奖一般地不切实际。

 

儿子在最后一天开始发烧。小身子靠在我的身上，软绵绵的，抱着我默不作声。在火车上，我不停地与他对歌，分散他不舒服的感觉。

 

到家以后烧得厉害了，阿呆去买了儿童退烧药美林和退烧贴。他吃了药烧下去了。阿不问要不要带小东西去看病，我咬牙说，坚持三天，不好再看。内心里，我对中国的医院头疼得很。在新加坡，若有个小毛小病，我向来不拒绝上医院或诊所，因为看病不能说是享受，至少不痛苦。而在中国，有个头疼脑热的，去了医院，只怕会加重。

 

今天是第三天，在长辈们的重压之下，我最终没抗住。我的心理防线还是很薄弱的。我也承担不起孩子万一烧傻了烧残了的责任。虽然孩子精神还可以，但因为不吃东西，阿不坚称已经掉了一斤多肉了。我想这小东西原本就没几斤，这么快掉下去，很快就成猴儿了，对不起过去两个月阿不那么多大鱼大肉的伺候。

 

下午打车带儿子到复旦大学儿科医院去看病。

 

头疼。

 

不停地挂号，排队，缴费，化验，等医生。很多劳动是无谓地重复。在新加坡，我去医院就没站过，总是坐着，等护士来领，等医生，最后统一付费。在中国不行，挂号的队排到了，告诉我要去预诊，预诊后分过科才来挂号。我于是白排了队。预诊后又排队等内科叫号。到了号医生问，没量体温吗？我说没人告诉我要量啊？

 

医生说，回预诊的地方量了体温再来。

 

又去排队。

 

量了体温，预诊处又给我换个急诊号，说是体温太高，普通门诊来不及，要先打针。

 

再去排队挂急诊。

 

排队划价买退烧针。

 

排队打针。

 

排队等医生。

 

医生检查一下儿子，说，要验血，喉咙里都是泡。

 

排队划价，排队验血，等报告。

 

医生开药方。

 

排队划价，排队拿药。

 

医院里病人杂乱不堪。咳嗽的，哭闹的，呕吐的，站在走廊上吊水的，空气污浊，浑身燥热。

 

医院原本是应该让病人心灵平静的地方，可每次我一来这里，都感到雾躁得很，憋屈得很。天气热，人多，大家脾气都不好，各处都有口角，乱哄哄的。宝宝也被折腾得哭声连连，一直嚷嚷着要回家，出去玩。小可怜儿。

 

不过，妈妈的心，就是这样与孩子的成长一起变硬了。儿子刚落地的时候去医院体检验血，我是捂着眼睛哭着跑出去不敢看。儿子都不哭了，我还哭得哇哇的。如今儿子两岁了，我可以熟练地抓住儿子的手，不让他逃脱，与医生合谋给他抽血。我从最初的不忍，到今天的看开——每个孩子都要长大，每个孩子都会生病，打针也是人生的一个课题。

 

心生感慨，同样是人，为什么中国人活得这样艰难。每个人都互相防备，医生怕病患跑了，所以都先划价付钱再治疗，平白多出许多排队的程序。在新加坡，都是一站式，最后离开医院前一总交钱。当然和国家小有关，一个小岛，上不着天，下不挨地，想逃跑都难。

 

但更或许，跟看病便宜，人人都负担得起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