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诗的标准是返璞归真

                 ——关于诗歌的问题余子愚答尹聿问

尹聿：每个诗人对自己的创作要有一种自觉地警醒意识，明白自己的方向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谈谈对自己诗歌的评价或者看法（包括对自己诗歌的期望）。

余子愚：我曾在2009年10月这样总结过自己的诗歌——“余子愚的诗歌有三个变化的过程，2008年8月以前，由于身居校园的限制，眼界狭窄，诗歌表现的主题不够宽阔。南下东莞打工，是余子愚诗歌写作的转折点，此时写出的打工诗歌，是他诗歌写作的一个蓬勃期。今年2月以来，他的诗歌写作开始有所变化，诗歌质量波动较大，力求简洁，体现反思，诗歌的思想性加大。对余子愚而言，如何在诗歌的思想和语言上寻求最佳平衡点是他近期所需努力去做的事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自己的判断是相对准确的，我还在朝自己的诗歌理想而努力着。

尹聿：任何诗人都是有诗歌背景的，谈谈你的诗歌背景或者说影响你的诗人和诗歌。

余子愚：最先让我对汉语新诗感兴趣的是徐志摩，他的《再别康桥》和《沙扬娜拉》让我至今难忘。后来是海子、昌耀。中国古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也是我非常喜爱的。

尹聿：政治与诗歌似乎水火不相容。在当下，诗歌写作者大都表示诗歌要远离政治，认为诗歌一旦和政治搭上边，诗歌就走上了歧途。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余子愚：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犹如鱼存活于水中。鱼能离开水吗？所以诗歌写作者永远不可能远离政治。

尹聿：理论是灰色的。但是，诗歌界又往往不厌其烦地不断冒出很多很个性的理论（不乏偏激之词），举出名目繁多的主义大旗。那么你认为自己是在践行着某种主义还是在自由写作；或者说，你是在主义指导下写作吗？（或者谈谈你对诗歌“主义”的看法）

余子愚：我是无主义写作者。我很讨厌诗歌流派和群体，基本不考虑写作的理论化，但是我关注理论。诗歌和其他文体写作一样，都不能离开理论的指导，文本、评论和理论这是三位一体的。诗歌文本很重要，但是文本的批评、评论和理论研究也很重要。对于我自己的写作，我想提一下“美好主义诗学”这个概念，这是我出版第一本诗集《我不能轻易说出那些美好》之后有感而发的。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追求美好是必须的。我将在以后的写作中坚持美好主义诗学写作。

尹聿：现在仍然是诗歌的战国时代。泥沙俱下的诗歌充斥着诗界。在诗人都在玩个性的年代，你认为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余子愚：好诗的标准是返璞归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尹聿：诗人写诗痴迷执着，理由各不相同。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一般情况下，诗歌无法使自己生活（指物质生活）得很富裕，甚至可以说靠诗歌无法生活。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写？（是为了可笑的精神追求？）

余子愚：实话说，我现在已很少写诗了。出版诗集之后，忽然对诗歌产生了怀疑。不是怀疑诗歌，而是怀疑自己能否更好地写诗。不自由，毋宁死；不创新，毋宁死。我现在对真正的诗人充满敬意，对真正的诗歌产生敬畏。我认为真正的好诗不是随意写出的，它依靠神来之笔，呼之欲出。

尹聿： 关于代际问题。比如70后80后90后写作，你认为这种划分对诗歌写作有意义吗？目前在小说写作上，70后的作家已经形成一定影响，并有一些明显的共性；在诗歌写作上，80后写作叫的更响，你认为80后形成了共性的诗学观念了吗？如果形成了，都有哪些？

余子愚：按出生年代划分诗人是懒汉式的，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诗人的写作并不按出生年代进行，这一点需要所谓的理论家和评论家们注意和深思。诗歌的写作永远不可能形成共性的诗学观念，因为诗人们不需要“共性的诗学观念。”

尹聿：身处河南，对地域之内的事情我们不能不关心。官方诗界对河南诗歌的认识还始终停留在河南几个中老诗人层面，也许这和国内官方诗歌界还是由一批老诗人把持着有关。你怎么看河南诗歌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你的建议。

余子愚：河南80后诗人们都很优秀，不管官方诗界是否重视，他们都在通过各自的努力向前进步着。当下的河南诗歌和以前相比，是最好的时代。大浪淘沙，不能坚守诗歌的写作者终将被淘汰，不能在诗歌写作上进步的人也终将被忽略。前路漫漫，需要所有河南诗人们继续努力。真正的诗歌写作不需要任何刊物和任何官方的关注，诗歌存在我们的内心之中，坚守我们的良知，保持爱心，保持敏感，保持抒情，那么诗歌就会代代流传下去，永不消亡。

2011年2月22日 余子愚 驻马店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