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文学是关乎人心、解释灵魂的

　　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文学。在座的，很多都是我的朋友，有一些人，之前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也已通过文字相识了。今天我会花一些时间，郑重地把我对文学的一些看法讲出来，我也期待你们的积极回应。我知道，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对文学取游戏和嘲讽的态度，相信你们中间，也不乏这样想的人，有些人，甚至一直以讥讽文学、奚落诗人为勇敢的事，这些，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在我眼中，文学依然是一件严肃的事——值得认真、郑重地对待的事。今天的文学界，缺的不是游戏的精神，而是缺乏郑重之人。哲学家梁漱溟说，中国人常常有逐求、厌离、郑重这三种人生态度，若能经“逐求”和“厌离”，再跨入“郑重”，即为人生之化境。“我之所谓郑重，实即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郑重即是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如儿童之能将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知道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我个人，从梁先生的话中，得了启发，所以，这一两年来，无论阅读还是写作，都有了诸多调整，好使自己成为“郑重”之人。而要跨入“郑重”，就要“将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这是很难的。逐求者，占了文坛的大多数；厌离者，似乎也不少；惟独郑重者，不常见到。
　　以郑重者的眼光看，今天的文学，尽管多有缺陷，但也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不堪；文学尽管从生活的主流退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丧失了它自身的价值。事实上，文学作为建立优雅生活、探求精神秘密的载体之一，依然在许多人的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举一个例子。上两周，也就是今年七月一日的时候，我受邀去“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坛”作了一次讲演，去之前，深圳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林晓东先生，作为这个讲坛的策划人之一，他给我定的题目是“今天我们如何欣赏文学”，我后来考虑到，在深圳这样一个商业化的城市里讲文学，听众一定会很少，于是就向晓东建议，把我的讲演改成一个宽泛些的题目，叫“我看中国文化的现状和走向”。我是照着这个题目做的准备，没想到，由于一些环节没有对接好，深圳那边的所有宣传资料、新闻预告里，题目并没有改，还是沿用“今天我们如何欣赏文学”。出乎我的意料的是，那天的讲演，总共来了四百多人，会议室完全满了，有些人只好一直站着听，他们可都是冲着文学来的。据主办方介绍，这是“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坛”几十场讲演里（包括一些文化明星之前都来讲过），人数最多的几次之一。当时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想，觉得文学的热情，依然在很多人的心里燎原，我们根本不必过分悲观。文学并不像一些人惯常所说，它早已被边缘化了，其实这只是相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而言。八十年代的文学，是过度火热了，今天这种不热但也不冷的状况，在我看来，最为正常。
　　前几天，碰到我的老朋友、《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个副主编，刚聊了一会，他就劝我，别研究文学了，谈点文化话题吧，“文学没有什么人关心了”——这是他的原话。我马上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文学绝对不是你想像的那样，“没有什么人关心了”，关心的人，其实还有很多。你看，今日媒体或网络上很多有影响的话题，都和文学或作家有关，摆在图书城最醒目的位置上的书，很多也是文学书；我甚至说，街上卖的盗版书，有一多半是文学书，最热的博客，作者往往都是文学素养较好的人……有很多的证据表明，文学的影响力仍旧遍及当下生活的各个角落。那些藐视文学的人，不过是对文学存着根深蒂固的偏见罢了。在座的各位，都是省里小有名气的作家，面对这种状况，你们是灰心还是充满信心？我觉得，各位有必要重新建立起对文学的基本信念——这个信念甚至无关读者有多少，而只和文学本身发生关系，那就是：文学到底有什么价值？这个时代还需要文学吗？
　　对此，我是有信心的。你们或许注意到了，中国人在文化传承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自古以来，中国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终极的宗教传统，正因为此，林语堂先生才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比如唐诗，哪个不觉得好？好到一个地步，就成了一些人的宗教。你想，中国人从四五岁开始，张口就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直到老，古诗都还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不得了的事。除了文学，别的任何知识，都达不到这个效果。我昨天看凤凰卫视，学者蒋庆在“世纪大讲坛”讲复兴儒学的问题，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思想路径上有问题，这里我暂时不作辨析。只是，我听下来，觉得要复兴儒学，光喊一些空洞的口号是没有用的。儒学要重新进入现代人的生活，一定要经过话语转换；没有合适的话语作载体，儒学离现代人的生活还是太遥远、太难懂了。什么样的话语载体最好？肯定是文学。文学在本质上是大众的，它的一些形式，像小说，早已成了文化人不可或缺的读物之一。假如能用好文学这个载体，很多艰深、重要的价值话题，都可以得到普及。可惜，很少知识分子在改造中国社会、思索中国文化命运的时候，能足够重视文学的作用。这一点，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就要高明得多。他们早就发现，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因为惟有文艺是最能深入到大众中去的。陈独秀是通过发动“文学革命”来推动社会革命的；胡适学的是哲学，但率先尝试用白话文写新诗；鲁迅本来是学医的，看到国人的蒙昧之后，弃医从文，觉得治精神上的病远比治身体的病要重要得多。这些先贤，能以影响中国这么深远，文学这种话语形式是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今天，文学若衰败，其他的知识领域，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科学的，必定也受到影响。因为文学关乎人心，连人心都荒凉了，还奢谈什么人文建设、科教兴国呢？
　　二十世纪有一个大学者，叫钱穆，活了将近一百岁，他的书我是很爱读的。你们不要因为他是国学大师，就对他望而却步，他的文章很好读。钱穆先生有很深的文学情怀，他对文学的看法，往往令人耳目一新。他有一篇文章，叫《读诗》，不长，但充满真知灼见。他说：
　　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
　　这话是很厉害的。文、史、哲三家，钱穆先生把文学摆在第一位。我们都知道，钱穆先生主要是研究哲学与历史的，但他对文学有崇高的评价，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中国的文学参与了中国生活、中国人生的建设，同时，中国文学也准确地传达和阐释了中国的思想。中国思想里的儒、道、释传统，中国文化里的很多精髓，许多都是通过文学来传承和解析的。像杜甫的诗，显然偏重于儒家的思想；李白的诗，比较接近老庄的哲学；王维的诗呢，更多地和佛、禅的思想相关。通过他们的诗作，我们可以更感性、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实质。所以，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又说：
　　中国人生几乎已尽纳入传统文学中而融成为一体，若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现实人生亦将死去其绝大部分，并将死去其有意义有价值之部分。即如今人生一儿女，必赋一名。建一楼，辟一街，亦需一楼名街名。此亦须在传统文学中觅之，即此为推，可以知矣。
　　确实，中国人的人生许多时候是诗化的，艺术化的。我们的生活，很多方面都与文学有关。不仅给孩子取名，给楼房、街道取名，要从文学里找灵感，甚至连私人的书房、印章，它的名字或落款是否有韵味，也要看它有没有文气。你的孩子如果叫张福贵或李有财，听起来就一定不如白居易、张恨水那样令人赏心悦目。从孩子的名字里，或多或少可看出他父母的身份和素养，这个判断的标准，还是和文学有关。可是现在的知识界，大谈复兴中国文化时，他们用力的主要方面，还是放在中国的思想哲学上，至于如何才能将这些深刻、宝贵的思想和中国人的具体生活对接，大家几乎都一筹莫展。
　　我认为，大家在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如果不强调中国文学传统、中国文脉的传承问题，所谓的复兴，就有可能会流于空谈。先秦诸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可一般的中国人，哪怕是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中国人，有几个能读得懂？很多人在大学读了四年书，《道德经》对他依然是一本天书。但文学不同，它有朴白、感性、容易使人产生亲近感的一面。不仅唐诗还在传唱，古典小说至今读起来不也照样通俗易懂？像我刚才所说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真是千古绝唱啊！五岁、七岁小孩都可以领会。李白所表达的思乡之情，到现在也还是动人、普遍的情感。又比如《诗经》，它从诞生到现在，有好几千年了，可里面的一些诗句，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如果把后面那个“兮”字去掉，它的意思，小学生也能基本领会。这就是文学的特殊力量，也是中国文化独有的宝贵遗产。
　　因此，要复兴传统文化，就得先讲解、学习中国文学，在我看来，这是让人领略中华文化之美最好、最有效的道路。
　　只是，中国文化经过二十世纪历次政治运动的践踏之后，几乎成了一片废墟。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完整的中国文化的气脉了。这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浩劫。可能没有一个民族会像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这样，如此大规模地蔑视、践踏、焚毁自己的文化。连孔夫子都可以不要，连《红楼梦》都要焚毁的民族，想起来真让人难以置信。几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文明，几十年就可以使之变成废墟。那些人，何以会对自己的先人、民族的历史如此仇恨？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前一段读到牟宗三先生的《寂寞中的独体》一书，是去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里面讲到这个问题时，牟宗三先生说得很深刻：
    凡极权专制，一定要毁灭历史，所以秦始皇要焚书坑儒，诗书所代表的是那个老传统中的智慧。秦始皇所以要焚书就是不让知识分子“借古讽今”，因为有个老传统摆在那儿，知识分子就可以说尧舜当年如何如何，和你今天不一样；可以说禹汤文武当年如何如何，和你今天不一样。这就叫“借古讽今”，所以大陆上“文化大革命”就以批斗“海瑞罢官”为序幕。
　　确实，在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民族曾经如此野蛮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哪怕也经历过狂飙突进的革命运动的前苏联，也不敢说自己这个民族不要普希金、不要托尔斯泰了，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公然践踏孔子、打倒曹雪芹。否认历史，损毁古物，侮辱圣贤，镇压文人，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你怎么可能再教育他要心存怜悯、胸怀苍生？又怎么可能叫他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现代人的文化素质低，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其他专业的人普遍不重视人文素养的自我培育，另一方面也是整个民族这几十年来抛弃自身传统所造成的恶果。在一些大学生眼中，像董仲舒、朱熹、金圣叹这样的名字，可能比外国人的名字还陌生了。这在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以前的中国，强调以文立国，像在座的各位，都属于古代的士人阶层，有些在地方上还做了小官，你们这个层面的士人，放在古代，如果不会写文章，不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他的官是会当得很狼狈的。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了。哪怕是正规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连基本的工作总结都写不清楚的，不在少数——国人掌握汉语的能力，衰落到如此可怜的地步，难道这还不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吗？
　　现在的一些官员，素质就更加让人无法佩服了。哪怕开一个小小的会，哪怕只是面对自己的下属讲话，离开书面稿，离开秘书为他写好的那些套话，他就根本无话可说。不会即席讲话，说明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没有成熟的想法，或者从未想过要有自己的想法。他只是一个机械地听命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能管好一个地方上的事？一切已经今非昔比啊。毛泽东尽管生前主张打倒中国传统文化，并想以造反的方式建立起新的中国文化，但你必须承认，他对传统文化是浸淫很深的，他身上的文化积累、文化传承，底子还是中国的。毛泽东在他的讲话里，引用最多的往往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二十四史，是《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他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把这种了解贯彻到了现代生活中的。他反传统，是了解了传统之后才反的；可是，现在一些人反传统，连传统是什么都还没弄清楚，你怎么反？只能是把无知当勇敢了。如今的文人、官员，在文采上，和前一两代人比起来，差距就更是大了去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士人阶层走到今天，会出现如此让人感慨万千的状况，个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国文化从来不怕外来文化的冲击，怕的是自己不珍重，陷入“自亡”的境地——中国文化一度确实有一种“自亡”的危机，因为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国人对自身文明血脉的漠视和践踏，在过去的这一百年达到了顶峰。所以，哲学家牟宗三说，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知识分子，内心不一致，生命分裂。为什么会分裂呢？文化上出了问题：
　　西方来的文化冲击自己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自种族来看又是自黄帝、尧、舜来的中华民族的底子。这种中华民族的生命底子不一定能与西方来的观念相协调，而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又非得接受西方的观念不可。结果，是把自己的生命横撑竖架，和五马分尸一样。
　　说得一针见血。的确，社会再怎样变革，中国人的文化底子改不了，而且中国文化扎根于世情和人性之中，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你只要在这种生活中，就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一个再先锋、再反叛的人，到一定时候，他又得重新回来正视这种文化和他自身的关系的。我说的是一个文化现实，坚硬却真实的现实。你是不是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你的写作，一定无法摆脱这个文化现实对你的影响。这应该成为今天的文学写作的大背景，成为写作的精神基点。文学是关乎人心、解释灵魂的，如果仅仅用来评一个职称，二级作家或一级作家，意义不大。你们对文学应该怀着更大的抱负，更宽广的视野，并与世界建立起更深遂的对话关系，这样，才能找到写作原初的价值。否则，在广东这种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写作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是微乎其微的，你根本没必要苦苦地在文学里挣扎。
　　我为什么要提到上述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不否认，我们来到了一片废墟，但我想说的是，废墟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开始苏醒了，有一些东西正在复活，还有一些东西正被重新聚拢起来，而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先声，理应对此有所察觉。一个时代的变化，往往是通过文学的变化来预告的。钱穆先生在《读诗》一文中说：
　　中国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学。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
　　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发表的很多作品，现在看来，都有先声的意义，这就在于当时的一些人，已经率先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同时也写出了新时代来临前的真实感受。我现在读一九二六年鲁迅写的《影的告别》，仍然觉得鲁迅如同二十世纪的中国先知：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鲁迅很早就有关于革命“混有污秽和血”、“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要作“韧战”准备的忠告, 这些，都是一个文学家对要来的世界的一种预感，现在看来，鲁迅是有先见的。又比如《红楼梦》，也对那个时代具有预知能力，成了那个时代的先声。曹雪芹在清王朝还未衰败的时候，就已看出了一个王朝面临衰败的悲怆。《红楼梦》在实感层面是很实的，但在大的写作意象、精神追求上，它又是务虚的。热闹、繁华的生活后面，曹雪芹所传达的其实一种悲凉、哀伤的情怀。树倒猢孙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红楼梦》的精神底子是悲凉的，洋溢着一种无可挽回的衰败，这是作家的心灵触觉先行一步所看到的结果，是它，成就了《红楼梦》的大境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伟大的写作传统，它是深深扎根于自己的时代、并深刻地见证人心细微的变化的。你们愿意使自己的写作和这个伟大的传统发生关系吗？如果你对自己的写作是郑重的，你就必须认真研究、调查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人心万象，你必须对你所写的相当熟悉，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写作理由。真正重要的写作，是需要理由的。我为什么写作？每个作家都需要接受这样的追问。追问会使一个人深刻，追问也会使写作变得郑重。中外有很多的作家，谈到自己为什么写作时，往往王顾左右而言他，比如，博尔赫斯说，他的写作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写作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更喜欢我”，阎连科说，我目前写作的理由是为了“抵抗恐惧”，王小波说，他的写作理由是，“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在每个严肃的作家心中，都会有一个问题在折磨着他，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写作？我的写作究竟有什么价值？尽管每个人都有写作的权利，但并不是每一种写作都是有价值的。有些作家，自己花一些钱，将自己的文字印个五百本或一千本，然后辛辛苦苦地从邮局寄出去，但你找到了自己在文学上的知己了吗？你的文字到达过一个人的心里并使之感动了吗？
　　美国诗人埃米莉"狄更生有一段著名的诗句说：“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我便没有白活一场；/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痛苦，/或者平息一个人的悲伤，/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它的巢中，/我便没有虚度此生。”这话同样适合用来描述文学写作。如果你的写作没有影响到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心灵，甚至没有影响到哪怕跟自己最亲近的那个人的心灵，这样的写作有什么价值？你又如何说服自己继续写下去？我每次读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的传记，就在想，他为什么要在临死前交待他的好友克罗德将他所有的作品付之一炬？这意味着卡夫卡对自己的写作，一定面临着一个根本的质疑，那就是——我所写的究竟是不是我想说的？我说的究竟有没有意义？这并不是卡夫卡在临死前的突发奇想，这个问题一定是在一开始就深深地折磨着他，惟有如此，他才能写出具有深遂精神先见的作品。鲁迅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遗嘱中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话同样蕴含着他对文学、美术的深刻怀疑——没有这样的怀疑，鲁迅就不会对这个世界充满绝望了。
　　这大概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文学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在哪里？一个作家写作的理由是什么？

　　作家和现实之间有一份写作契约

　　第二个问题。一个作家所提供的写作理由，会决定他和自己的写作、人生以及现实之间签订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契约。这份写作契约，是作家理解现实、表达现实的重要依据；这份契约，要决定你的写作面貌，也将影响你的写作到底能走多远。你的写作如果是写实的，那就得接受实在世界的检验；你的写作如果是幻想的，那就得接受想象力的考核。写作在精神意义上说是自由的，但在建构经验的宫殿时，却必须服从经验自身的限制，并无多少自由可言。比如你写一个清朝的故事，那么你就只能让你的人物骑马、坐船或者走路，从苏州到北京，你就得让主人公走上将近一个月，甚至更久；又比如你在小说的开头若写了一把枪，那这把枪就得在适当的时候派上用场。也就是说，你写的若是具体的当代现实，那么你所写的，就必须在当代现实中能够被还原，这样的写作，才有可信度和说服力。离开了真实、可信、合情合理这个物质外壳，你的写作就不能称之为现实的写作。但也有另一种情况，比如金庸的小说，他是凭想像写作的，他笔下的武侠世界，是超越现实法则的，可以天马行空，但我们不可忘记，金庸小说中的感情、人际关系，仍旧是符合现实逻辑的——没有这一点，他的小说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影响。
　　这种写作上的限制，我把它称之为写作的契约。作家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其实都与这份契约有关。或者说，任何的写作，都是作家与现实之间这份写作契约的贯彻与执行。
　　每个人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理由。比如鲁迅，他的写作理由是为了让人认识“无声的中国”，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就是他和现实之间签定的写作契约。由此出发，鲁迅与中国现实、中国人的生活之间的那种关系，一定是批判性的。鲁迅因为要以文艺救国，要批判国民性，所以你在他的笔下，很难找到美好的人性和动人的灵魂，他总是残酷地审视、挖掘着人的灵魂中那些黑暗的部分，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自己内心的卑污和阴暗。从他早期的作品，到晚年的杂文，无一例外，他都是往批判国民性、揭露人性黑暗的方向走的。但也有另一种作家，比如沈从文，他的写作，就不像鲁迅那么明确和激烈的，他自己说，写作是为了使“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因此，他的笔调是唯美的，温润的。和鲁迅惯于书写人性的黑暗不同的是，沈从文是努力地通过写作来发现人世的美，书写生命的淳朴和庄严，他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这种不同的写作理由，决定鲁迅和沈从文两人，能以不同的眼光来打量世界。鲁迅是尖锐的，甚至是苛刻的，他不是没有悲悯之心，他也有大爱，但他的悲悯和大爱，只能通过一种“强烈憎恶”（沈从文语）、“一个都不宽恕”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方式，当然容易引起误解，所以，关于鲁迅的争论，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没有停止过。鲁迅是用恨的方式来表达爱，用曲笔和迂回的方式来把自己对人类的热情藏在心底，他不是直接说出爱、说出热情的作家。因此，要真正理解鲁迅，何其难也。前几天读钱穆先生的《中国散文》一文，他对鲁迅和周作人都评价很高，但钱穆同时也指出，鲁迅在后期“卷入政治漩涡以后，他的文字更变得尖刻泼辣了。实在已离弃了文学上‘文德敬恕’的美德。”——“文德敬恕”一词，是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说，他认为写文章最重要的态度，是敬畏与宽恕，钱穆特别推崇这点，并以此来评价鲁迅的写作，虽不够全面，但我以为也有一定道理。一个人的写作，如果带着过多的怨恨，就难以走向宽广和博大。
　　但“文德敬恕”这话，用在沈从文身上就是合适的。沈从文有一颗仁慈、宽厚之心，他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人类的。他所书写的湘西土地上那些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欢乐和悲伤，都焕发着美丽和诗性的光泽。很多人都知道，沈从文笔下的女性都是美的化身，如《三三》里的三三，《长河》里的夭夭，《边城》里的翠翠，还有《菜园》里那个“美丽到任何时见及皆不免出惊”的媳妇，等等。在沈从文的笔下，妓女也是可爱而敬业的，他并不严厉地批评，他坚持以善良的心解读世界。而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就不同了，不是像杨二嫂那样“凸颧骨，薄嘴唇”、“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便是如祥林嫂般“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即使刚开始时“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的子君，到最后，也露出了“凄惨的神色”。这就是鲁迅先生对人世的理解，麻木的，悲凉的，里面藏着大绝望。从本质上说，鲁迅对人性的总体看法是很灰暗的，他笔下的人世，多为沉重、腐朽、不堪的人世。沈从文所看到的世界则是美的，温润的，纯朴的，仁慈的。鲁迅和沈从文两人所写的中国，时间上差不了太远，二者何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写作差异呢？区别就在于，这两个作家与现实签订的写作契约完全不同。从不同的写作理由出发，其写作面貌也必然会是不同的。
　　我再举张爱玲的例子。张爱玲说，她只关心“阿妈阿婆的事”，所以，她的小说，是日常的，琐碎的，个人的，但她同样写出了深刻的悲欢和绝望。不过，他的悲欢和绝望，都是从个人出发的，并无多少关涉到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命运。即便是战争，断壁残垣，地老天荒，在张爱玲的笔下，也只是为了证明两个人之间爱的可能性。这是张爱玲对世界的理解，也是张爱玲跟现实之间的写作契约。它是我们理解张氏作品不可或缺的精神通孔。
　　还有金庸，大家都很熟悉了，一些人眼中的通俗小说家，另一些人眼中的文学大师。他的小说可以说是读者最多的，但他对自己的小说，有着清晰的自我定位。尽管今天有很多人想把他推到大师的神坛上，但我跟金庸见面聊过，他自己是把小说定位在娱乐大众的层面上的。事实上，他的小说最初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也确实为民众提供了无穷的快乐。有一次，我在金庸作品研讨会上，谈到了他的小说的娱乐性，金庸先生马上对我这个观点给予了回应。娱乐性，我想就是金庸的写作理由之一。我一点没有贬低娱乐的意思，我甚至觉得，能使小说达到如此高的娱乐性，本身就是很伟大的事情。不是说，娱乐性里就没有深刻的精神，就没有沉重的价值，恰恰相反，金庸的很多小说都写到了大悲剧、大悲悯。特别是《天龙八部》，里面是有大的悲悯情怀的。令人敬佩的是，金庸即便是在写大悲悯时，也没有忘记他和现实、和读者之间那份娱乐性方面的写作契约，所以，他的悲悯下面，仍然有很多轻松、好笑、欢腾的笔墨，来维持读者对小说的阅读热情。《天龙八部》的结尾是很沉痛的，但整部小说，三个男主人公之一的段誉，还有丁春秋周围的弟子，仍旧写得很有娱乐效果。可以说，金庸的每一部小说，都有这样一种轻松的、幽默的、娱乐的人物和笔墨——《射雕英雄传》里的周伯通，《神雕侠侣》里的少年杨过，《笑傲江湖》里的桃谷六仙，《倚天屠龙记》里的周颠和说不得等人，往往一出场就让人捧腹；《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就更不用说了，他简直就是一个混世魔王。在这方面，金庸确实是一个大家，他太知道小说要如何写才能吸引读者了。
　　由此可见，作家和现实、和读者之间的写作契约，会决定一个作家写出什么类型、何种风格的作品来。这是做不了假的。你如果想当成功的作家，首先就得想清楚，你是要在哪个层面上和读者沟通。你的写作定位必须清晰。如果你的写作是要表达你个人对人类精神的发现、对灵魂世界的探索，那你就很难奢望大众普遍接受你；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那你就得考虑到畅销书的一些基本元素，比如性、政治、暴力、悬疑结构等，你要适当使用这种类型的小说所需要的写作密码。你想清楚了，你就知道该如何写作，该往何处用力了。

完成写作契约必须具备的文学品质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假定各位的写作都是严肃的，都是为了探索灵魂、表达人心的（这是文学史最为重视的文学传统，今天依然值得珍视），你该如何完成你的写作和现实签定的这份契约？这里面是有一些技巧要讲究，甚至要严格恪守的。今天有很多人的写作失败了，往往不是因为他没有伟大的写作理想和文学抱负，这些他可能想得很透彻，也对大的精神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可是，在执行自己的写作契约的过程中，他没有很好地遵循写作的规律，没能为自己所要表达的灵魂找到合适、严密的容器——结果，他的很多想法，都被不成熟的写作技艺损毁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如果说文学中的灵魂是水的话，那么，你在作品中所建筑起来的语言世界，就是装水的布袋，这个布袋的针脚设若不够细密、严实，稍微有一些漏洞，水就会流失，直到剩下一个空袋子。
　　尤其是小说写作，特别需要注意语言针脚的绵密。这个针脚，就密布在小说的细节、人物的性格逻辑、甚至某些词语的使用中。读者对你的小说的信任，正是来源于你在细节和经验中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真实感。一旦你作品中的真实感坚不可摧了，你就能说服你的读者相信你所写的。我不知你们读过王安忆发表在《大家》二○○五年第六期上的《小说的当下处境》一文没有，这是一个真正懂小说的作家写的文章，里面有很多属于小说家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你们都应该找来读一读。王安忆在谈到自己的小说趣味时说：
　　我年轻的时候不太喜欢福楼拜的作品，我觉得福楼拜的东西太物质了，我当然会喜欢屠格涅夫的作品，喜欢《红楼梦》，不食人间烟火，完全务虚。但是现在年长以后，我觉得，福楼拜真像机械钟表的仪器一样，严丝合缝，它的转动那么有效率。有时候小说真的很像钟表，好的境界就像科学，它嵌得那么好，很美观，你一眼看过去，它那么周密，如此平衡，而这种平衡会产生力度，会有效率。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小说写得像科学一样精密，完全和物质生活世界严丝合缝，甚至可以被真实地还原出来，这就是一个小说家的才能。因此，作家要完成好自己和现实签定的写作契约，首先还不是考虑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样的精神，而是要先写好一部作品物质层面上的细节。什么是小说的物质问题？就是说，你的小说无论要传达多么伟大的人心与灵魂层面的发现，都必须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物质外壳来盛装它。灵魂需要有一个容器来使之呈现出来，一个由经验、细节和材料所建构起来的物质外壳，就是这样的容器。很多作家，哪怕是一些大作家，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想表达一个伟大的主题，可是在作品推进的过程中，逻辑性、可信度、经验的真实性，都受到了读者的质疑，以致小说的精神和它的物质外壳镶嵌时不合身，发生了裂缝，这样的小说，就算不上是好小说。《红楼梦》是写情感和精神的伟大作品，这没错，但《红楼梦》在物质层面、在日常生活层面也有着严密、精细的描写，几乎每一个细节，都禁得起专家的考证。曹雪芹写喝酒就是喝酒，写喝茶就是喝茶，写婚礼，写葬礼，写诗会，写王妃省亲，场合无论大小，都写得专业、细致，完全符合当时的人伦、风俗和礼仪，这是了不得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曹雪芹不仅是小说家，他更是那个时代各种社会生活现象的研究者。这就难怪马克思会说，要了解法国社会，巴尔扎克的小说远比历史学家的著作要丰富、准确得多。
　　小说是由经验、材料、细节构成的。如果小说的物质外壳，也就是经验、材料、细节的部分失真了、不可信了，那整部小说的真实性也就瓦解了。一个细节的失真，有时会瓦解整部作品的真实性，你相信会有这么严重吗？我给你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看过了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在这部电影中，张艺谋试图给我们讲一个悲情故事，他为之设置的结局甚至还有点残忍，希望感动观众。但奇怪的是，在电影院里，观众的笑声却一直不断，没有多少人能感受到这个悲情。电影院里的笑，并非张艺谋的幽默带来的，而是因为他讲的故事在逻辑上、真实性上漏洞百出，才引发了那么多的笑声。比如，电影的结尾部分，刘德华、金城武和章子怡三人演的角色，在雪地里打斗了很久，每个人都在地上滚了无数次了，有意思的是，当刘德华演的角色站起来时，他之前插在背上的那把小刀居然还稳稳地插在那里，这把刀无论他怎么在地上滚打，都不会掉下来，也不会深插到肉里去，这能不让人觉得好笑么？还有章子怡演的角色，胸前也有一把刀，可她将它拔出来时，鲜血居然像水柱一样冲破几层衣服喷涌出来，这样的夸张，又怎能让人不笑？一部悲情的电影，因为有太多不符合现实逻辑的细节，它所要表达的悲情就被瓦解了——《十面埋伏》最终成了一部怪诞的喜剧，根本没有达到导演最初的目的。这样的例子，在小说界也有不少。我看过一部小说，说一个人爱远方的另外一个人，他就在树叶上刺上“我爱你”三个字，然后把这片树叶放在河里顺水漂走，若干个月之后，另一个人在遥远的河边看到了这片树叶，她一下就被感动了——这样的感动，你会相信吗？表达爱，可以有多种方式，但用树叶刺字，使之穿越大半个中国之后，漂到对方手中，这样缺乏现实依据的细节，不是对读者智力的嘲弄么？
　　因此，小说的细节真实是不可藐视的，它是建构小说的物质外壳、完成写作契约的重要基础。那么，如何才能较好地完成作家和现实之间的写作契约呢？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