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笔记之023

 

 

记得初学写作文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作文分为记事和抒情两种，当然还有议论文之类的东西。不过作文的写法有记叙法，议论法，夹叙夹议，借物抒情，借景抒情等种类，当然这里我不想当那个教学生写作文的老师，我想谈的是诗歌写作中的叙事和抒情问题。

 

在我2005年刚开始学写新诗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别人说我的文字（诗歌）是抒情的，因为我感觉抒情是令人害羞的事情，所谓的抒情诗歌令人不好意思承担这样的名称。这直接导致我后来的一些习作呈现出一味叙事（冷抒情）的倾向。比如我写的《收获》、《播种》等新诗习作中刻意隐藏自己的感情，一味描摹现状，把我对过去生活的回忆通过分行的文字表达出来。后来诗友西马、赵阳等人多多少少的对我这一写作方式表示了批评，西马说一味地以冷漠来对待诗歌所表现的事物，是不可取的，是诗歌的大忌。直到有一天，我重新读到徐志摩先生的诗歌，我如同被电击一般刹那清醒，我开始意识到抒情在诗歌写作中的重要。

 

诗言志，歌咏怀，这句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言论，这里我不厌其烦再次提起，诗歌首先是抒情的，情之所动，诗之所生，二者之间紧密相连。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一个事事冷漠的人，决不会成为诗人，也不可能写出诗歌。试问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上至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郑板桥，下至郭沫若、徐志摩、艾青、海子等人，哪一个不是感情丰富之人？看一看他们的诗歌，激情澎湃，直抒胸臆，更是令人叹服。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正是一部伟大的抒情诗集。《诗经》里有风雅颂，写作手法有赋比兴，这无一不是抒情的体现。诗歌的抒情决定着一个诗人作品的好坏，决定着一个诗人写作的成熟与高度，所以在今天，能够被称为抒情诗人是一件幸事。

 

当然，诗歌的抒情如此重要，并不是说诗歌只需要抒情而否定叙事。中国是一个叙事诗的国度，古代有《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等伟大的叙事诗，现代有《王贵与李香香》、《0档案》等新诗叙事诗。我个人认为诗歌的叙事有效地对诗歌的抒情进行了节制。诗歌如果一味的抒情，而忽略了叙事就会变成语言的狂欢与虚无。比如说早期中国新诗总喜欢用“啊”、“呀”等语气词表达诗人的感情，一次两次可以接受，但是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则的确令人生厌，而且这种诗歌的抒情毫无新意。

 

我之所以说诗歌的叙事是对诗歌的抒情的一种节制，是因为古今中外伟大的诗歌作品大都是既有抒情又有叙事的。比如但丁的《神曲》，通过描写诗人所历经的地狱这一叙事，表达了但丁的讽刺、批判之情（抒情），构成了这一作品的伟大。同样荷马史诗以及中国古代民间诗歌《阿诗玛》也具有这一特点。

 

诗歌的抒情犹如滔滔江水，运用恰当则极具气势，能够为诗歌作品增添力度，而诗歌的叙事如阻河之堤，可以规范河水的肆虐，从而使抒情具有一种高低不同的落差，这样使新诗作品更具深度，更具震撼力。

 

作为一个初学写诗的人，切记不可一味从诗歌的抒情和诗歌的叙事中寻找甜头，有些人擅长诗歌的抒情，而有些人擅长诗歌的叙事，一味的抒情导致诗歌漂浮，没有坚实的内核，一味的叙事则导致诗歌作品沉闷无味，很难让人读下去，缺乏灵动。

 

我觉得一个好的诗人，一个成熟的诗人，应该尽量避免在诗歌的抒情和诗歌的叙事上走向极端，而应该恰当控制诗歌的叙事与抒情之间的度量，使自己的诗歌作品既具有叙事的内核，又具有抒情的灵动外表，成为真正优秀的诗歌作品。

 

2007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