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叶  檀

 

职工持股的争议至今没有结束，就目前来看，各个企业、各个地区各执一词，焦点问题是对于职工持股增加改革成本和职工持股改变产权属性的疑虑。

国有控股企业与“红帽子”企业，职工持股情况较为普遍，原因就是为了将产权或者利益归属到具体的自然人头上。比如，山东省国资委将在今年内完成省管国有企业股权清理和规范工作，明确要求企业管理层人员在权属企业和关联企业入股的，要么退出持有的股份，要么离开管理岗位。原因是，山东国有企业改制已达九成，普遍采用职工持股方式。如此改制的结果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企业的管理者借助持有大量股份，从管家升格为主人。山东省国资委罗列的职工持股方式包括，有的企业在国有股不分红的情况下，加大持股会的分红额度；有的则利用持股会组建企业，从持股企业购买高于市场价格十几倍的原料；还有的集团公司与持股会、民营企业之间职责不清，越权行使决策权，甚至代替对方承担资金筹措、生产运营等事项。简言之，是通过职工持股会的形式，将利益输送到职工持股会，也即职工持股会的控制人头上。

这让人联想到1997年我国MBO试点，当时大众科创的管理层以职工持股会的名义，间接实现了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此后，四通集团、宇通客车，均以职工持股这一方式，完成了企业的产权改制。1999年5月，四通集团经营者以四通职工持股会名义投资51%、四通集团投资49%的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此后，被称为“新四通”的四通投资购买了四通集团持有的香港四通50.5%的股权，完成了较为典型的中国第一例MBO。2001年3月，宇通客车总经理汤玉祥与22个自然人一起，共同设立上海宇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并通过这家由汤玉祥任法人代表的企业，间接控股了上市公司——宇通客车公司。这可说是一家国有企业经营者实施MBO的典型案例。2003年，MBO达到了高峰，也随着郎顾之争走向式微，国资委对此采取越来越禁止的态度。

可见，职工持股最早出台，主要并不是为了让企业普通职工分享改革红利，而是为产权改革做准备、做铺垫，后遗症极多。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在今年8月的《上海国资》上撰文指出，部分国有企业在上市前实施了职工持股模式。由于职工持股人数较多，不符合公司上市的要求，且企业领导与职工所持股份数量悬殊，故必须在公司上市前予以彻底解决。重庆市将通过引进社会投资机构，以合理的价格予以收购，或者由国资委指定国有公司统一进行回购，消除上市障碍，确保上市工作的稳步推进。

对于真正有必要完成产权改革的国有中小企业，由于职工持股的存在，成本变得异常高昂。任何一步企业改制，股权的变化，都有可能遭遇掣肘，漫天的告状信如雪花纷飞，某采取职工持股方式改革的企业管理者对笔者说过一句话：“不厌其烦。”

6月18日，中央国资委发布《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原则是严格控制职工持有国有大型企业股权，但对于国有中小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职工持股则持鼓励态度，显然是想通过职工持股的方式将那些小型国企抛向社会，走向市场。

如果国有企业要完成产权改革，那么，不管大型还是中小型企业，都应该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股权方案，而不是对于不同的企业实行不同的政策。事实上，职工持股会现在对于国资委而言，是解决困难的一个工具，而不是让职工分享改革红利的工具。在以往的产权改革过程中，职工持股会因其成本过高而被管理层抛弃，因为存在产权转移之嫌而被国资爱好者痛斥为国资流失，处于两面不是人的尴尬境地。

要留住国企人才，与其让职工普遍持股，不如实行有约束条件的期权激励机制，以免重新上演宁波银行、南京银行批量制造富翁的怪现象；要让国企职工与全体国民分享国企改革红利，不如提升国企普通职工的薪酬水准，根据盈利情况实现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对于国民而言，只要能享受到境外投资者的待遇，买到发行价较为公允、能够定期分红的国企股份，才是最好的办法。国企职工持股，国企对境内投资者溢价发行大赚国内投资者的钱，对于国民没有任何好处。

国企的自买自卖式的MBO、职工持股会撒胡椒面似的激励机制，既无助于国企产权改革，也不能增加资本市场的公平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