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辽足转让公示最后一天，由于在限期内辽足无法偿还债务，辽足转让意味着失败。而明天（28日）又是足协规定的俱乐部注册截止日期，辽足不可能一夜之间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要想活下去，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让体育局直接托管，以缓兵之计暂度难关；二是宣布破产求生，破产后再求托管，重新寻找新东家。

为什么说辽足破产意味着超生？目前，辽足欠外债达2000余万，从理论上说，辽足只有宣布破产，根据《破产法》，辽足就可以甩掉外债；而直接托管，意味着保留住2000多万的债务。如果辽宁体育职能部门不想趁托管之机“清除”张曙光的话，新辽足是不能背着外债上路的，那么，留给辽足的只有一条路，那就宣布破产！

破产对国人来说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但对沈阳来说，历史却赋予这个名词以沉重的含义。20年前，即1986年8月初，沈阳市人民政府宣布：连续亏损10年，负债额超过全部资产2/3的国营企业——沈阳市防爆器材厂破产！该厂成为新中国第一家破产企业，沈阳也因此为世人瞩目。

沈阳市防爆器材厂宣布破产那年，辽宁队已经在二连冠的路上向三连冠冲刺。那时的辽足在赛场上不仅有摧枯拉朽之势，也因为它与当时的东药联办，沉浸在半职业化足球的喜悦之中。所以在当年，国家队掌门人年维泗从印尼参赛回来，迫不及待地在机场宣布组建国家红队与黄队，红队以原国家队为班底，而黄队则有清一色的辽宁队组成。

那时，辽宁队做梦也不会想到在20年之后，自己的球队的经营者走上绝境。如果辽足成为职业化以来第一个破产的俱乐部，这种地震的破坏力是巨大的！此前，深圳健力宝俱乐部也陷入因财政危机所带来的混乱之中，但它们最终挺下来，并找到新婆家；四川冠城被徐明遗弃，转让未遂，最后宣布的是解散，而不是破产。辽足则不同了，首先，解散对徐明来说是资本的转移，而破产则是资本的亏空；再有解散意味着消亡，而破产却意味着超生，所以辽足只能选择后者。

确切地说，不良破产是对法律的亵渎，但法律常常给人空隙可钻。《破产法》里规定，企业申请破产，必须有“破产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政府授权部门同意其申请破产的意见”。辽足目前的境遇已经引起辽宁有关职能部门的密切关注，毕竟，一支给人带来无限荣誉的球队生死，已经超出单纯的体育范畴。辽宁队不能消失，辽宁队也只有破产才能轻松地活下去，因此，我们也不必担心辽足申请破产过程中会遇到“技术问题”。

辽足俱乐部老总张曙光面对现状，认为“辽足的历史包袱一定要甩掉”，并追问谁是那段历史的“责任人”？但问题是，张曙光作为辽足多年的经营者，实际上也是在书写辽足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曙光已经参与了制造“历史包袱”的活动。因此，张曙光如果觉得脚上的泡也有自己走的，就不该一味地去埋怨路和鞋子。

当然，辽足走到今天地步，该反思的不仅是张曙光个人。张曙光为救辽足，也曾搬来赵本山。老赵入主后，辽足经营一度出现繁荣的局面，江湖上一度认为两个“大忽悠”会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把辽足引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但好景不长，赵本山迷途知返，面对倾斜的大厦，张曙光独木难撑，在市场里狼奔豕突，显得手足无措。问题是，职业联赛10多年了，步履蹒跚的辽足为了生存，不得不扑到政府的怀抱寻找温暖，酝酿新生，不得不过着这种近似于苟且偷生的日子，这究竟是谁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