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
家国之爱
[闫荣霞]
记得去年深秋,和先生出门散步,先生忽然问:“老婆,你说,怎么外国不侵略咱们国家来呢?”
我呆一呆,霎时血冲上脸:“你什么意思?你好日子过腻了是不是?”
他毛了手脚,赶紧赔罪:“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想着如果咱们受侵略,我就能拿着枪上阵杀敌了。”我怒气冲天,不依不饶:“就为了实现你铁血英雄的梦想,就……你大脑进水了你!”
脾气发过,才想起来要纳一下闷:他的动机并不坏,为什么我的反应如此过激?
游目四顾,人影幢幢,小孩子蹒跚学走路,一不留神跌了个嘴啃泥,不肯起来。爸爸妈妈一边笑着拉一边许诺买好东西。他还躺在地上耍赖,被当爸爸的一把抱起,扛上肩去。天晚收市,菜农忙着安顿他的红柿绿椒,果贩也给红脸绿脸的苹果盖棉被。远处有高楼,楼上有灯火,灯火底下有人,锅里有饭,桌上有菜。天边一钩淡月,照着这个平和恬淡的世界。
怎么可以想象这一切一时之间被毁坏?
可是,平时我怎么想不到这个问题?读书,写字,听歌,做事,抬头看天,低头走路,世间一切淡然悠远,仿佛都在我的视线之外。为什么一听他这话,反应会如此过激?
不,不是过激。
如果水温合适,鱼闲游的时候会忘记水;如果气温合适,一朵花会自顾自地做它的梦而忘记周遭给它提供食水的世界;无处容身的乞丐和夜奔的林冲不会忽略搓棉扯玉的大雪,倒是围炉夜话的人言笑晏晏,早忘了窗外大雪纷飞——
一个适合人生存的世界,最大的衡量标准就是让人忘记外部环境的存在。
我是一条鱼,家国就是我的水;我是一株花,家国就是我的根。有它在,我才能闲花照影朵朵开。我是一块锦,家国给我打了底,我才能用生命绣出山河日月。家国在,我就在,家国不在,我的命运只有枯萎。
原来人生天地间,总有一种情绪与生俱来,哪怕平时没有意识,它也始终存在,无法更改——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爱不由自主。
这种爱,大约就是家国之爱。
只是这种爱就像夜空里才能绽放出的超级绚烂的礼花,国难当头才能体现得鲜明彻底。“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句话真不是白说的,所以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才会把无穷的沉痛化成海洋,让人恨不得溺死在里面;情圣李清照的词也到夫死国丧之后,才变得哀如伤花,“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一曲《破阵子》是辛弃疾的悲歌,一曲《满江红》是岳飞的悲歌,一曲“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陆游的悲歌。
现在,这种悲歌好像渐行渐远,习惯了和平年代的人,再激越的情绪也不外一个人的爱恨情仇,就像习惯了生活在城市的狭小空间里的人,早已经习惯了把一个个购物商场当成散心的公园。这样的生活状态连累得我们的神经线越来越单薄、失重、纤细、敏感。痛饮和平,醉在其中,醉里不知花开落,梦里不知身是客。
“家国”这个词,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
可是,地震来了。
四川省汶川县。以前从来没听过的名字,现在成了一个标志,以后必将成为一种纪念。一场里氏8.0级的地震从这里扩散,像一块大石头投进里面,激起恶浪滔天。就连相距遥远的石家庄市的正定县都有明显的震感。
天塌地陷。
噩梦连绵。
寻找、哭泣、失望、焦虑。流血、受伤、失踪、死亡。
一切都不能想象。一个记者一边往回打电话一边哭,泣不成声:“我受不了了……我的脚边就是……几具尸体……都是孩子……”她一边哭还一边自谴:“我该保持职业的理智对吧?……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武警、军队浩浩荡荡奔赴灾区,解放军驻湖北空降某军出动6420人;济南军区某集团军两个旅共出动8000人;某集团军一个师出动10000人。此前,驻灾区附近部队出动13600余人,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出动227人,成都军区驻滇某集团军紧急出动3000人。余震还在持续,地震中心地区仍十分危险,那些从各大军区出发的解放军,驾车驶过滑坡山体的记者,成都参与抢险救人的出租车司机,还有国家机关的人员和领导人,他们在冒死前进。
成都震后第一夜,街头建起大量献血点和医疗站,前来献血的人排队站满整条街。一位50来岁的男子说:“抗震救灾人人有责,我是个下岗工,没有钱就‘出点血’嘛。”在一批由白衣天使守护的帐篷里面,住着46个产妇和婴儿。一个中年女医生从下午地震开始就忙着搭帐篷,安置病员,直到晚上10点还没有回家,记者问她:“你有孩子吗?”她的鼻子一下子酸了,说:“有,在学校,地震到现在还不知道孩子的情况怎么样。”一边说一边泪下。记者问她叫什么名字?孩子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学校?她摇摇头不做回答,抹一把眼泪又投入到工作里。
这真是一个寒冷的季节,有太多折磨神经的消息,让人欣慰的是人人都化身蚂蚁,不屈不挠,靠在一起抵御风暴来袭。说实话,如果有可能,没有什么人愿意以这种方式证明我们的家国之爱。可是你看,当这种方式不幸成为验证家国之爱的药石,和平年代那深埋在每个人心底的家国之爱,正透过灾难,漫天漫地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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