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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踏进《文苑》时，《文苑》还寄居在长乐宫右侧一个干休所院里的小二楼上，那是2000年元月份，新年刚过，院子里，楼道里，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新开始的生气。林子社长那时当然也是很很年轻的，接受面试时的情景现在想来就像昨天，他虽然“雄踞”在大老板桌的一侧，可身上却是掩不住的书卷气，来时准备好的要“对付”一个老谋深算的社长的士气，瞬间就泄了。

     后来才知道很多员工都称林子社长林哥，像《上海滩》里大家喊力哥，强哥一样，里面含一种依赖，含一种敬重。

     那时候我们的观念里还没有“经营”刊这个概念，因为林子社长和艺隆主编都是文学青年，我们对刊的内容的要求，对文章字句的要求几近到了一种苛求的地步，一个稿件要精编精编再精编。有的采访稿素材非常棒，但记者文笔欠点，就要重头加工。我到社里第一个星期接到的任务就是这样一个活，巧的是那个稿件记一个穷孩子怎么和母亲克服困难上学的故事，和我的经历非常相似，做老师出身的我就那样大刀阔斧、无师自通地把那个活搞定了。

     编辑的工作量大而零碎，每天要处理大堆的读者来信来稿，可用的要细细编辑好，不可用的也要认真回复，林子社长还用心良苦地要求我们每个编辑每月至少要写5000字的文稿，一开始写几篇小散文交差，后来抒情抒得自己也被弄麻酥了，几个编辑不谋而合地开始计划写小中篇，哼，看谁读得受不了，呵呵！也就是那段时间我被逼出个8000字的作业《覆盖》，同志们看了很多说看不“几迷”（内蒙西部经典方言，意为明白），我开始很得意，原来我也是有深度的嘛，后来终开始自卑，也就是说我写了个乱七八糟的东东呗，用我们外国文学老师讽刺我的话说就是我造了一个后现代的玩意儿嘛。

     当时《萌芽》算起来还比较后现代，就悄悄投了，结果傅星老师开玩笑一样竟把它刊了！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心里才定下来，这一生就做编辑吧！

                                                 宋黛08.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