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人，请放下崇高幻觉孤独前行

何小手[原创]

2012/6/21 8:14:10 发布在<凯迪社区> 猫眼看人

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尤其是来自民间的慈善力量正日益凸显。民间的慈善力量也存在分野，有的慈善人士将慈善事业完全视为个人作为，通过慈善努力，力求在个人事业成功的基础上，寻求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生价值；有的人则试图动员社会的力量，将慈善行动作用于弱者群体，他们有点古时的江湖义气——这类慈善人士在扶贫济弱的同时，的确表现出天下不公的义愤。

江湖义气，侠客般的义举固然能激发古典的浪漫情结，但毕竟不是当下慈善的主流，慈善人士该如何定位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最近，崔永元公益团队在湖南受到冷遇，湖南省教育厅的“三不”主义，以及崔永元本人“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的回应引发舆论热议。从事公益事业的人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普通人又该如何对待公益人的作为，这些问题看似毫无意义，然而对此做出必要的判断并收获共识，却是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应该说，当前民众仍然习惯于用道德仰视的眼光对待那些从事公益事业的人。这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发展机会和公共福利不平等，导致公益事业被赋予太多的社会期待，尤其是来自民间的公益力量，具有浓厚的“打抱不平”的气质，被普遍视为贫困人群的救命稻草；另一方面，在多数人的印象中，腰缠万贯的慈善人士和为社会事业奔走的公益人群，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他们无非是雷锋附体，具有普通人所没有的道德境界和高人一等的公共情怀，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在上一篇专栏文章中，我曾提到当下“最美”们没有保持崇高的责任和成为职业好人的义务，也曾提到，这是一个道德资源青黄不接的时代，其理由便是，道德模范已经不再具备过去那样巨大的感召力。然而，即便如此，道德领域的去偶像化并不妨碍新的造神运动，除了“最美”现象，放在慈善领域便是，人们热衷于用道德审视的眼光看待公益人士，围观并分享他们的道德光辉。这很大程度上因为互联网的低门槛，清谈气质，以及偶像情结。大凡是公益人士组织的爱心活动，总能形成爱心激流，与此同时，批评公益人士几乎变得寸步难行，因为大众赋予当事人以道德光环，他们被默认为服务大众的好人，批评往往就被解读为别有用心。公众带着朴素的正义感，本着有为胜过无为的简单逻辑，无视程序的合法性。看看网上近乎肆无忌惮的爱心捐款现象就知道，这种朴素的正义感在民众的狂欢中，甚至取得了对法律（如非法募捐的问责）的完胜。

而观察公益人士这个群体可以发现，他们也的确也沉溺在粉丝为之营造的崇高幻觉中。他们不再低调，自从取得了公益人士的大众形象后，真的就如雷锋附体般，按照大众对他们的期待，本着弱者伦理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底层民众的体恤。公益所根基的公共情怀——“关心中国人”成为了他们言论的主色调。与此同时，他们对来自外界的批评始终保持警惕，以近乎道德洁癖的心态打造公共形象。

笔者一直对慈善人士怀有戒心，不是因为自己的小人之心，不是因为要标新立异，故意与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而是因为，在互联网时代，爱心已经成为万般皆准的武器，它所塑造的偶像即便确有其值得欣喜的成分，也不至于让我们顶礼膜拜。

在更为宏大的层面，尼布尔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中论及富人的慈善，认为他们的慷慨在显示其财富的同时，也在抚慰穷人的反抗冲动，这一说法放在当下中国社会尚有杞人忧天的成分，但是，从长远来看，放下道德重负，用平常心来对待慈善确是社会发展的方向。慈善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福利，它致力于社会的二次分配，有利于促进社会平等。上周末，南方周末组织讲座，主讲人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谈及改造我们的福利观，其中提到，福利问责有利于走向社会民主。我想，这种福利问责不只是来自政府的公共福利，还应该指当下中国越来越普遍的民间公益。现代公益不只是朴素的好人做好事，好的初衷可能带来不好的结果，这就要求，无论是公益人士，还是普通民众，都应该审慎对待公益行为。公益人更应该放下由大众营造的崇高幻觉孤独前行，公益行动的价值，绝不在于打造一个道德模范，而应该是一群现代公民。

本文发表在6月21日《南方都市报》“个论”，见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