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政治的两难

    曾经看过一部写秦始皇的电视剧。剧中有一段嬴政与吕不韦的对话，很有意思——

    嬴政：“从小你就告诉我，天下是帝王的天下。为什么你现在却又不让我说‘天下是我的天下’，而要去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吕不韦：“如果你现在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天下最终就是你的天下；如果你现在说‘天下是我的天下’，这天下就会成为天下人的天下。”

    怎么想、怎么说和怎么做，在中国人眼里是可以分开来的。历代帝王的“内道外儒”，实际上却成了“知”与“行”的割裂。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学开始经历了一个日臻完善的过程。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新解释，形成了程朱理学“先知后行”的认识论命题。后来由南宋儒家学者陆九渊和明代儒家学者王阳明等一脉发展出的陆王心学，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命题，成为唯一堪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儒家思想流派。

    有人认为：如果说，程朱理学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么，陆王心学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群峰中的另一座高峰，一座后人迄今怀着崇仰心境的思想高峰。

    到了明末清初，中国学界又出了一位巨星式的人物王船山，他针对王阳明“销行以归知”的“知行合一”说，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这一观点对认识论的发展再一次做出了突出贡献。

    不久前，我与刘和平有一次对话。在对中国皇权专制制度进行了多年研究之后，刘和平自己得出的命题是：“知行两难”。这个命题在我看来，表明刘和平在经历了认识论的否定之否定之后，已经陷入了某种思想上的惶惑。“知”难，在于人对这个世界不可全知；“行”难，在于按照仅有的所“知”去“行”，恰恰会碰得头破血流。（在《大明王朝1566》中，刘和平就借胡宗宪的口，说出了他对“知”与“行”的困惑：“圣人的书，都是给人看的，拿来办事，百无一用。”）

    而对于这位剧作家关于“知行两难”的命题，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写出两部“精神溶历史一炉，思想与形象齐飞”的历史电视剧——《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1566》，就是他在独立思考的过程中，能够提出这样一个哲学命题！因为他知道，对于这个例题的阐释，与其用学术的语言写成专著，不如把自己对历史与人生的认识与理解倾注于历史，借助历史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来表达这种深刻的哲学思考。

    刘和平是这样去做的，而且做得很好！在他的作品中，不论是雍正难题也好，还是嘉靖困局也好，都表现出一种知与行的冲突；不论是严嵩的两面性，还是海瑞的偏执性，无不表现出“知行两难”的悖论。而这些思考的共同前提是，把历史人物的命运都置于皇权政治的框架之中，也就是说，在皇权政治的背景下，中国人遵循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中其实百无一用。诚如《大明王朝1566》中，胡宗宪劝说高翰文的那句话：“既然中了科举，就应该在翰林院储才撰书，不应该妄论国策”，更不应该亲自操刀！因为“知行两难”。

    这不禁使我想起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创始人，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这个人一生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50卷左右的论著。哲学著作有《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方法问题》等。萨特曾经发现，运用逻辑的归纳、推理和论证，总是无法全部展现他的哲学思想，于是便选择了用文学形象来阐释哲学思想。在文学方面，萨特的主要遗产是小说《恶心》、《自由之路》三部曲、短篇小说集《墙》等。特别是他的戏剧创作，最为世人瞩目。萨特生前发表了11个剧本，其中《苍蝇》和《禁闭》被誉为现代戏剧的经典式作品。由他的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所表达出来的存在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法国以至全世界整整两代文学家和思想家。

    我无意将刘和平与萨特相比，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在我们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对于大众来说，现代思想并不一定非要以学术著作的形式来表现，进步的思想也不一定都存在于那些用一串串的定语和状语来精准表达的通篇都是长长句式的论文当中。“形象大于内容”，思想家也可以是文学家，文学家应该是思想家。而且，只要把思想深入到中国的历史当中去，就一定能找到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历史”片断，这些片断在注入新的思想，并经过作家逻辑的整合之后，完全可以实现“思想深度”与“市场广度”的结合。因为，只有深度却没有市场的思想，只能是少数人的思想；而没有深度的思想，即使有市场，也是缺乏营养的“快餐食品”。

    正是基于“知行两难”的现实观与历史观，《大明王朝1566》的整个剧情发展，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而剧中描写的所有人都在这种两难中活得很无奈，在波谲云诡尔虞我诈的官场争斗中，被那无形的命运牵着走。角斗的各方，尽管都是绝顶的聪明之人，但天机算尽，到头来却都因某些自己也无法把控的因素，被迫选择下一个不知后果的应招。一切人的“知”与“行”，都在两难中徘徊。

    国库亏空，嘉靖两难：知道严党贪墨，却还要用他们去敛财，并且要把他们提出的“改稻为桑”定为国策。浙江出了灾情，赈灾与“改稻为桑”又是两难，采纳高翰文“以改兼赈，两难自解”，后果如何，无法料定，但只能脚踩西瓜皮，滑哪算哪。嘉靖对领旨谢恩的胡宗宪说：“朕知道你们难，朕也难。我们都勉为其难吧”。

    严嵩难，当个总经理，手下得有人干活，干活的人自然要权要钱，而这些权和钱，都是皇权之下的派生物，要少了下面不干，要多了皇帝不舒服，所以他也很不容易。培植一批人固然不容易，因为调教是个大问题，而更难的是，如何对付嘉靖的猜忌与防范，真是如履薄冰！

    胡宗宪不容易。他是严嵩的弟子，谁都把他当作严党的人，连嘉靖都话中有话：“做人难，做官难，都不难。不做小人，做个好官，这才难。严嵩对你有知遇之恩，‘天地君亲师’，你不愿意背恩负义，这是不愿做小人，朕体谅你。可不要忘了，你做的是我大明的官，不是他严嵩的官！”

    当嘉靖逼问新安江大堤之事时，胡宗宪不得不说：“……国事艰难如此，倘若兴起大狱，牵及内阁和六部九司，天下立时乱了！皇上现在要问新安江大堤决口之事，臣无言以对，也不可言对。恳请朝廷在适当的时候再行彻查。臣的苦心不只是为了严阁老的知遇之恩。严嵩当政二十年，到底贪了还是没贪，是别人打着他的牌子在贪还是他自己有贪贿行为，皇上比微臣更了解他。”言外之意：你们之间分民脂民膏不匀，管我屁事——胡宗宪是不敢想，更不敢说这话的——这是我说的。

    裕王难，进不了内阁，上不了场，整天只能闷在裕王府，呆在场外，道听途说，看不到直播，只能看剪辑后的录播，心着急，脚痒痒……

    徐阶难，眼下头顶有嘉靖，中间还隔着严阁老，日后有裕王，边上有气壮如牛，心急似火的高拱，还是足智多谋的竞争对手张居正，一不小心不知得罪什么人，日后都有一壶喝的……

    吕芳难，跟了四十年的这个怪异主子，一天到晚神经叨叨，不知哪句话没听出弦外之音，就可能犯下杀头之罪。因为他听得太多，看得太多，知道这个主子不是等闲之辈，不好对付……

    杨金水难。连“根”都献给皇家事业了，七情六欲都残缺了，捞一点钱算什么？为宫里做事不容易，肥缺招嫉，该打点的地方太多……

    郑泌昌、何茂才难。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不信“高薪养廉”这一套，只相信用一个“杀”字，就能治贪官。名义工资又给的太低，灰色收入还不让搞，这怎么可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点经济学的道理都不懂，亏得这些人还当皇帝！其实，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我不造反，只是多拿些银子养家糊口，还不行吗……

    李妃难。摊上一个生理和心理都这么弱的丈夫，脾气还挺大，帮也不是，不帮也不是……

    海瑞难。当清官难免缺朋友，而没朋友的人，可以做御吏，要做事就难了……

    高翰文难。一肚子学问到了实践中，竟然百无一用，爱上一个情投意合高雅端庄的女子，却因“纳妓为妻”，父亲传来话：生不许进高家的门，死不许葬高家的坟，难哪……

    沈一石难，宫里的老板，府里的地头蛇，西洋的客户，市场的蚕丝，作坊的工人，手下的随从，后院的二奶、三奶、四奶、五奶，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好嘛，又来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不行官场潜规则的海刚峰！嗨，倾家荡产还不如死了清静……